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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制度原因,就很难了解中国

来源:http://www.tessiz.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时间:2019-11-29 11:13

中国治理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引发国际社会许多学者政要的关注,中国治理也成为其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一些国外学者政要通过对中西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的比较研究认为,尽管中国治理仍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但在多个方面展现的独特优势,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根源。

“很高兴看到海外中共学日益成为一门时代显学”“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很难了解中国”“西方对中国的治理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傲慢”“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塑造就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11月24日至25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中国共产党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学术会议上,数十位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总结中共国际形象塑造的相关经验。国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德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会议期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就海外研究中共情况、中国贤能政治、“中国式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等问题深入地谈了各自的看法。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它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独特优势。这一套制度的独特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独有的协商民主制度,包括决策领域的民主集中制;在组织人事制度方面,中国通过有效选拔人才,实现选贤任能;等等。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成为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的重要制度保证。

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理解中国,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这种解读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长远的战略视野成就了中国治理奇迹

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中国式全球化”独树一帜

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

“一国”——“文明型国家”

有国外学者政要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具有战略思维,能够着眼长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制定国家各领域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并持续付诸实施,这是中国治理的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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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所谓“民主”。尽管中国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他们还是无法理解中国的这种政党制度安排,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独具中国特色,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事实上,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战略思维成就中国治理奇迹。高瞻远瞩、顶层设计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优良传统。在风云激荡的国际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既立足现实国情,又审时度势,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作出周密的计划安排,并始终沿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这种极具前瞻性的规划能力以及持续的执行能力是西方国家所欠缺的。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的内涵完全不同。如今,西方的政党理论日益教条化,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因此就要实行多党制。各个政党都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得票多的党获胜,一个多元社会就这样通过票数完成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样的设计往往过于理想化。从西方国家政治运行的现实看,投票反而扩大了社会分歧。一些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后之所以纷纷失败,也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党,而西方政党则只是代表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党。虽然一些西方政党也宣称自己代表国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国家的多种民调结果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被特定利益群体所操控,代表不了大多数民众的整体利益。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的政权机构,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有为、比较包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政权不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权不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也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不多见的对未来制定长期规划的国家。中国为其国内经济增长选择了多项长期战略方针。这是一项漫长艰巨的工程。当你在寻求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建设智慧城市以及所有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助益之时,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都是具有长期性的目标。”

环球时报:您做了《应对挑战: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独树一帜的治理形式》的报告,详细阐释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认识。您认为,国际中共学正在兴起吗?

西方国家的一些民调还显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很高。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进行的民调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民众中的支持率。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人总是盼望改变中国的政党制度,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和国情的误判。坦率地说,由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换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另一个党来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安排在西方国家似乎天经地义,在中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也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制定长期的政策目标,这在其他国家很难见到,“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每五年制定一部国民经济和社会规划,我认为中国没有受到全球危机大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一稳定制度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的多个领域所制定的长期性战略规划,既为国家发展确立了明确目标,又为各种具体政策、策略的实施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撑,避免了国家各方面发展的混乱与无序,或者突然的变故。可见,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与西方国家的短视和浅见相比,制定长远战略规划并持续付诸实施,是指引中国治理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马丁·雅克:国际中共学研究正在兴起。中国崛起和中共在中国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它与西方任何形式的治理方式都截然不同,所以人们有很多认知上的缺失。因此,我认为对中共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它可能有两个方面:一种可能是充满好奇的,另一种可能是消极的。充满好奇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崛起,了解它为何如此成功,以及中共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外界对中共也会产生对抗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观,它代表着一种即使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也要奋力崛起的担当和文化。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民族文明的延续负责。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独特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决策的优质高效

环球时报:为什么欧美一些国家对全球化产生悲观情绪?

相比较而言,西方政治模式下的政党,大多数只能算是部分利益党,甚至是选举游戏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国家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在一些国家,不同政党选来选去,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互相冲突,但究竟哪种政策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这些政党并不多加考虑,以至于最后在决策时又去依赖某些西方大国,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则自觉对中华文明的兴衰负终极责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 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难以“合”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有国外学者通过对中西方决策体制的比较认为,西方国家的决策既受利益集团的操控,又受其他政党的牵制,而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可以使其快速作出高质量的决策,而且不会受任何资本或利益集团的干扰,这是中国治理的又一优势。

马丁·雅克:在过去几年,全球化在美国和整个欧洲都失去支持,要在短期内恢复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西方的全球化首先失去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帮助发展中国家。

中国也学习西方政党制度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克服其带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稳定。

“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英美,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

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保证了决策的优质高效。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有高超的把控全局的能力,能够从宏观和全局出发谋划国家发展的未来,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利于维护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减少矛盾,扩大共识,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又有利于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取长补短,汇聚多方智慧,集思广益,科学高效地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决策;另一方面,中国的决策程序高度重视一致性和反复试错,这使得中国的决策展现出强大的路线修正能力,无需等到危机发生后再被迫改弦易辙,极大降低了决策的风险。中国治理成功与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决策的优质高效。

毫无疑问,全球化仍是长期趋势,但会上升也会下降,会出现兴盛也会出现衰落。我认为,现在西方式的全球化又一次开始衰落,并且这种衰落将是相当长期的。现代西方式全球化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美国强烈支持全球化,因为它被视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是促进美国在世界各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种方式。转折点是10年前的西方金融危机。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出现很大转变,开始把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意识、全球合作的理念重新赋权于国家层面。

民众广泛参与的协商民主

从制度传承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韩博天称,中国决策机制最大优势是反复试错。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做出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效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巴西国会参议员达努维奥认为,与一些国家政党利益与社会利益背离不同,中国的制度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全社会利益,中央一旦形成决议,就能够迅速成为全社会行动的指南。此间,可排除各种干扰,从而极大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权威性。中国高度统一的制度体制,避免了决策拖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环球时报:您最近提出“中国式全球化”的概念。能否进一步阐述?在国际上同时出现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式全球化”对世界发展最大贡献是什么?

在民主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这些协商民主渠道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内,尤其是国家定期举行的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国之所以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人口规模大、疆域广阔,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只有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赢者通吃的方法,而应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实施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达成共识。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

务实高效的治理方式成功应对危机与挑战

马丁·雅克:很明显,“中国式全球化”独树一帜。中国赞同和承认全球化,也是西方全球化框架下的一大受益者,但中国的做法截然不同,更具包容性。中国对包容性的重要性有所理解,我认为有些西方国家没有。美国等国在追求超级全球化的过程中,忽视了许多公民的利益,对日益恶化的环境视而不见,忽视了不平等的迅速增加。而中国因为社会规模的巨大,更有复杂性,一直受到不稳定因素及潜在的分裂危险困扰,所以相比西方国家,对包容性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理解。

中国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这样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多党竞选制度造成的,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越来越高。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国情出发,按照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中国的治理方式务实高效,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范例。

另一个区别是,中国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西方没有。正因如此,只有中国才能认识并提出“一带一路”这样必要的倡议。它想要解决的是自1945年以来的全球核心问题——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世界”的转型,这正是中国式全球化的核心。

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制定和实施了国家发展规划。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需要相当长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在极小圈子里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形成的决定和文件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不得不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最终还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从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同时,也借鉴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曾经对苏联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这种务实高效具体体现在应对危机和挑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例如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沉重打击。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称,2008年至2009年的国际经济危机摧毁了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当世界经济深陷泥沼时,中国受损轻微。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9%,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萎缩了5%,而美国经济萎缩了2.6%。中国不仅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反应迅速,举措得当,而且在处置自然灾害与社会突发事件时,同样表现优异。当中国遭受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地震、洪水、瘟疫等特大自然灾害时,各级政府反应迅速和处置及时到位,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的直接与次生影响,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比利时学者博杜安·德克思认为,中国执政党善于控制各种突发事件,并成功保持了经济增长的快节奏。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治理等方面,“中国速度”更是令世界惊叹。中国的铁路、公路、机场、桥梁、港口、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一座座新城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贤能政治和民主价值观不冲突

还应注意到,中国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也好、国家的五年规划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询和磋商,媒体和网络上对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还创造了大量发展需求,而且很多是中长期的需求。与西方许多国家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制度安排显然值得我们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规划。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制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

中央政府能够把地方上好的社会治理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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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选拔人才的组织人事制度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邓小平同志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此外,中国治理的另一独特方式是,中央政府能够把地方上好的社会治理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一些国外学者从中国治理的实践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既不僵化,也不保守,相反,它展示出的是坦诚自信、开放包容、充满活力,它完全能够掌控中国社会的全局,在全国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

在组织人事制度方面,中国可以做到更大程度上的选贤任能。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就有“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从百姓到干部在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言善辩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并不相符。在中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一定形式的选举”的组织人事制度。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严格程序。在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和程序更为严格。

从思想传承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如今,中国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查、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力的自信,使其可以大胆把权力下放到各地方,给各地方充分自由的社会治理权力,并鼓励地方积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试验,然后把局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生态保护、腐败治理等方面好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再迅速推广到全国的其他地方。这种地方治理经验推广模式,极大提高了国家治理实效,但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加拿大学者贝淡宁称,“在联邦体制下,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宪法授权的话,它就不能要求全国推广一个奏效的试点模式。中国模式的优势恰恰是,把值得向往的地方改革创新经验推广到全国……中国活力的真正源头是在政府管理地方事务时通常采取的放手策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是中国治理的独特优势。

环球时报:您提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逐渐形成一种贤能政治的政治体制。在您看来,贤能政治的优点是什么?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体制有冲突吗?

中国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与西方模式根本不同。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有获得感。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在2016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2%的人对国家发展方向表示乐观,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尽管中国的选人用人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它确实在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了带动中国发展的作用,并实际地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

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

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造就了优秀的治理团队

贝淡宁:贤能政治的第一个优点是每个高层政治家都有政治经验。如果用选举民主的话,不一定会有经验。比如老百姓可能选一个没有经验的领导人,就像美国的总统。第二,贤能政治的优点是领导人可以考虑长期问题,比如说10年、20年后人工智能会怎样影响中国社会。但如果是另一种方式,领导人一般来说考虑的是4年以后下一个选举的结果。贤能政治和其他类型的民主体制价值观没有冲突,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说政治的透明性、更多给予老百姓参与政治的机会等。

中国最高领导机构的候选人几乎都有长期担任地方领导或其他相应工作的历练。在中国,即使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用人制度下,能力低下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推行良政与实现善治离不开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有选贤任能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干部选拔任用和培养机制,这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环球时报:您提出的“贤能政治”观点能否被更多西方人士所接受?

有人迷信西方选票选人的模式。但实际上,西方的这种选人模式有可能让不合格候选人出局,但也很可能选不出真正能力强的人。从西方选举实践来看,一方面真正有才干的人可能没有机会或不愿意参加竞选;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任命受到“政党分赃制”影响。选举获胜的国家首脑会用一些职位来回报竞选“金主”或关系密切者,这就会根据政治利益而非能力来任命公职人员。政府官员中许多人没有太多从政经验,有的甚至将家人任命为政府高级顾问,富人当政的现象也广受批评。然而,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追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这在实践中当然有很大难度,但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创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渐完善人才选拔体制机制,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纠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选人用人偏向,着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选人用人环境,出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等。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选出执政能力强的领导人与确保不合格候选人出局的结合。

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在一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各类急难险重,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精益求精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极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多年从事中国政治体制研究的加拿大学者贝淡宁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独特的贤能政治体制,当国家“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由德才兼备的政治领袖实施善政的问题时,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晋升机制因此变得更为尚贤”。约翰·P·伯恩斯称,“大量证据表明,一般而言,中国的官员选拔越来越基于政绩”。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选贤任能传统,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系统在官员提拔上都重视政绩。”除严格的干部选拔、晋升之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形式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如搞学习教育活动、党校系统培训等。中共注重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铲除腐败,对于纯洁干部队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作用。贪污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顽疾,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绊脚石。中国式反腐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腐败治理持续展开,成效显著,并逐渐走向制度化,这可以使各级干部把精力集中在社会治理工作中,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再提升。总之,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选贤任能制度培养造就了优秀的治理团队,这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贝淡宁: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二战后,很多西方人觉得,唯一的标准就是选举民主。如果中国没有选举民主,就是没有政治改革。这是非常教条的,其实二战前没有这样教条的思想,大家不觉得应该有一刀切的制度。现在西方也有一些变化,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人一票的制度有很多缺点,比如有时投票非常不理性,可能将来大家会愿意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很多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潜力将不断得以发掘,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将日益增强。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凝聚起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

环球时报: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两年来,您不断推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请介绍下中共学目前在国际学术界上的最新发展情况?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有国外学者称,中共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凝聚起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这是中国治理走向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贝淡宁:山东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多学者热衷于讨论如何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上,一些学者也想知道“天下”的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社会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贤能政治在其他国家有什么历史和文化根源。如有一位哈佛大学历史系老师,他觉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一些贤能政治制度的体现。

担任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的马苏德·哈立德称,“中国社会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的决心,显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马拉维时代媒体集团高级经济记者金斯利·詹西认为,中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深知自己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和民众的向心力,形成中国治理的强大合力,这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环球时报:您的观点是,贤能政治制度具有独特性——高层通过这种体制来选拔和晋升具备卓越素质的领导人,同时在地方实行民主并在中间进行试验的模式。那么,在中国高校任职,您对中国的基层民主和管理有哪些新体会?

中国的治理成就得到人民的充分肯定,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世界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转变,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数千万人摆脱贫困,创造了脱贫的世界纪录。

贝淡宁:在山东大学,我们学院是用集体领导的制度讨论问题,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做得比较好。我们有4位副院长,还有3位书记,一起讨论和解决问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非常重要,也是贤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曾发表《为什么中国人仍然支持 共产党?》一文,文章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广泛支持拥护的六大原因,其中位于第一条的原因就是,在过去的20年中,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众自然持续支持政府。概括说,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成就的充分肯定,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更加稳固,中国的治理奇迹仍将延续。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德明:中国发展道路比欧美更成功

中国治理的独特优势得到国际社会许多学者政要的肯定,但中国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备受学者们关注。如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影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传统治理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污染,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但治理并非能一蹴而就等。这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治理的未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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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为河北地质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德明。

环球时报:逐渐扩大开放的中国,有人视之为机遇,也有人视之为威胁,还有人几度预测其崩溃。您怎样看这些复杂的声音?

罗德明:外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很关注,因为中国实际上非常精明地处理了对外开放问题。中国是一个能控制开放节奏,让对外开放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就美中关系而言,美国政界自2010年以来意识到贸易关系中的条款使中国的收益超过美国,并反对中国。

环球时报: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政要对中国发展之路和政治制度的看法好像仍在原点?

罗德明: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有一种倾向,希望中国变得“更像我们”“像美国人”。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它们对美国更加开放。西方从这些国家的历史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希望,这影响到西方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看法。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某些方面比英、法、德、美以前的道路更成功,发展更快,涉及更多人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钦佩。我认为这必须引起关注,因为中国非常重要,非常强大。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因为它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将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是什么在推动中国的前进。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为人们有向前进步和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而改革开放成功,有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政党制度为这个非常大的国家提供了某种团结和方向。如果在不同的地区有许多不同的党派,将会是很困难的。中国政党制度更有效率,但要避免犯错误。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这些年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否有明显的提高?

罗德明:绝对有明显的提高,这点毫无疑问。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俄要学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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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

环球时报:您这次在题为《中国改革40年的社会——经济成果:中共形象提升的重要因素》报告中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但现在中国GDP是印度的5倍。25年前,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而现在俄GDP只有中国的1/8,中国GDP超越俄罗斯的时间是1995年。为什么您经常拿中俄做对比?

奥斯特洛夫斯基:中俄两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区别。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时,戈尔巴乔夫常说“我们要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只是空谈。所以我说,我们要看中国的改革,那里有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中国一样,俄罗斯在发展道路上也有过社会主义基础,有过计划经济。现在中国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俄罗斯拒绝了社会主义,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我认为,俄应向中国学习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中国是一步一步慢慢过渡,最终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定决心要一下子过渡到市场经济,结果失败了,不仅导致苏联解体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现在大多数俄罗斯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只有10%的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环球时报: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给予大力支持。您能从中俄合作的角度,谈谈过去40年,苏联/俄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吗?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给俄罗斯带来哪些有利因素?

奥斯特洛夫斯基:上世纪80年代,当时很多苏联的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相信,认为中国不会在2000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因为在80年代看这好像是一个梦。但中国提前5年就完成这个目标。为什么苏联当时没采用中国经济体制的模式?最重要的原因是苏共中央领导干部认为,“中国政府走得太快了”。等1991年苏联解体后,当时的领导人也不认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又认为“中国走得太慢了”。所以,俄罗斯选的新模式是实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结果就是现在俄罗斯经济赶不上中国。中国研究俄罗斯的经验教训,不重走俄罗斯的道路,特别是不犯俄罗斯的错误,我想这就是俄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以前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现在我们要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我认为俄罗斯要发展机械工业、科学、教育、卫生,要向中国学习如何建立高新技术园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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