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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异同,浙江社

来源:http://www.tessiz.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时间:2019-11-29 11:13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总之,只有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将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走进马克思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把握其思想演变的过程和逻辑,既有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也有助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无疑是对马克思这位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诞辰200周年最好的纪念。

六、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思路和意旨

第一,政治哲学研究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历史上对政治相关问题的著名论述,具体来说,就是著名政治思想家们的作品。例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要仔细研读先秦诸子的著作,要研读董仲舒、王阳明、朱熹、黄宗羲;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要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罗尔斯;而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同样要研读这些文本,以及相关的二手文献。从阅读、思考和批判的对象上来说,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同样能教授政治思想史的课程。政治哲学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它要求研究者熟悉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因为正是这些经典“文本”构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基石。

《神圣家族》从问世起就遭逢了“寂寞”的境遇和命运。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理论合作、他们在世时定稿和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它是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和具有广泛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它既是一部对论敌展开严苛的批判、对其观点和体系予以彻底解构的著述,更是一部建构之作,即通过剥离与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培育、锻造出一种“新哲学”的构架。

基于过去对蒲鲁东及其著作《什么是所有制》、《贫困的哲学》等的理解明显存在脸谱化乃至妖魔化的倾向,本卷书的作者悉心比较了《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两本著述与马克思全面批判后者的《哲学的贫困》之间在各个观点及其论证逻辑上的差异,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独特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批判”提供了扎实的文本基础。

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是两个极易被混为一谈的学科。本文试图在阐明这两个学科之间联系的基础上,澄清二者的本质区别。

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少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但如果追溯马克思思想起源时期的情形,把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中学材料—大学文学作品—哲学笔记—博士论文”作为一个文本单元统摄起来、从总体上进行观照,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实质关联:“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经千年风雨洗礼如今仍巍峨耸立的那些古罗马恢宏的建筑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构成马克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而启蒙主义教育和大量人文经典滋润着他年幼的心田,在“适合抒情诗的年龄”,他“以情感来观照人性、理解世界”,在爱中体味、追问和展示爱的功能和内涵、浪漫与困境,最终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对“原子论”哲学的追寻,激发他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思维框架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理念。这些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马克思后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展开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的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绝不是面对传统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细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

第二卷“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文献及思想再研究 黄建都 著

总之,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是两个既有关联又相互独立的学科。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思想史中的经典著作,但它们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别。政治思想史致力于精准地恢复旧有政治思想的原貌,而政治哲学则通过吸取旧有政治思想的营养而构建新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的核心研究方法是文献梳理法,政治哲学的核心研究方法是思辨、推理和论证,同时还需要研读经典和批判现实。

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既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也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尤其如此。他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甚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和评价,是很难走进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的。

自资本成为塑造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现实力量以来,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致使单纯局限于专业领域的探讨和现实层面的操作,都不能使其获得有效、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和透视,这同时使已经受到质疑、酝酿着新的生长的哲学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和发展契机。

第二,政治哲学研究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不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澄清历史上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探讨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厘清观念史的脉络。第一种工作通常被描述为“文本解读”,即逐字逐句地去解释经典。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学”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种研究路径,西方学界的施特劳斯学派采用的也是这一研究路径。政治思想史的第二种工作是将某一政治思想与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解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了革命思想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就属于这种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第三种工作是对不同的政治思想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甚至将不同的政治思想家归为不同的阵营,以阐释它们之间的异同。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就属于这类研究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第四卷 异化的探寻及其扬弃——“巴黎手稿”再研究 刘秀萍 著

政治哲学当然也需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文献梳理,但是,其梳理一方面不会像政治思想史研究那么细致,另一方面也有所侧重,其重点在于厘清经典论述的论证结构,去掉其论证中的不合理之处,并对该论证结构进行抽象化,甚至将其推向极致。我们可以从罗尔斯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的写作过程来考察这种研究方法。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论述到:“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罗尔斯正是在吸收和借鉴旧有政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社会契约论”的论证结构,建构出自己的政治理论。由此看来,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除了文献梳理,必不可少的就是思辨、推理和论证。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的学科,而价值和原则不可能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访谈、调查和统计而得到,只能通过研究者的理性思辨而被澄清。当然,政治哲学在为政治现实提供理想和原则的同时,也必须兼顾政治现实;否则,其理想就成了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因此,政治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批判现实:结合政治现实中的各种现象,参照人们的道德直觉,对理想和原则进行修正。

但是,回到具体文本,人们会发现,《神圣家族》又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其意旨、观点比较清楚,但涉及的问题却极其杂乱,几乎每一章节都包含了很多思想,彼此之间又交叠重合;各个章节之间篇幅很不均衡,层次和关系非常松散,笔调汪洋恣肆,情感澎湃激越,叙述逻辑不易把握;最为明显的是,正如这部著作的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所昭示的,它涉及多重关系,需要悉心甄别。如此,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来统摄《神圣家族》的议题、材料和思想就成为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阶段思想的关键。就这一点来说,释读这部著述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文本相比并不轻松,绝不能离开文本内容抽象地概括和评论思想,而是首先全面而完整地吃透细节,甄别清楚思路,然后据此把握和提炼出贯穿全书的总体逻辑,再根据这一逻辑,打乱手稿顺序,整合文本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一一考察,展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两种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方式的异同,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旨及其所达到的效果。

特别的书是有故事、有背景的书。《神圣家族》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它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整部著作的意旨、观点比较清楚,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但是,书中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几乎每一章节都包含了很多思想,且彼此之间又交叠重合;各个章节之间篇幅很不均衡,层次和关系非常松散,笔调汪洋恣肆,情感澎湃激越,叙述逻辑不易把握。最为明显的是,正如这部著作的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所昭示的,书中实际上涉及到的多重关系,需要悉心甄别,如作为“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批判对象的论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对其批判对象论点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当然也有对其批判对象的再批判);又因这些批判是在继承、批判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其中必然还涉及到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态度。因此,该书客观而审慎地对待如许复杂的材料和背景,读者也不可忽略蕴含于“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一系列“批判”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不同,政治哲学研究的目的是构建新的政治理论体系。政治哲学研究者通过对政治思想的“经典文本”进行研读、辨析和批判,目的是要以“他山之石”建造自己的房屋。通过推敲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们曾给出的经典论证方式,或者去除其中不合理的论述,或者加入对新的政治现实的考量,政治哲学研究者尝试构建出更合理、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体系。政治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其目的是为政治现实寻找理由,为政治社会构建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最终提出人类社会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还原旧有政治思想之原貌,也不在于修复政治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那些不为人知的关联,而在于在旧有的观念和论证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念和思想,建构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应和指导新的政治现实。如果用修房子来打比方的话,政治思想史做的工作是在修复中西方传统中古旧而辉煌的思想宫殿,而政治哲学则是将中西方思想宫殿中那些有用的砖块和碧玉搬出来,重新搭建一个现代人可以住进去的房子。

马克思思想的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一卷 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 聂锦芳 著

第三,研究目的的不同也决定了研究方法的不同。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梳理文献。这些文献既包括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也包括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关的各种历史记录,甚至还包括各种野史、小说。优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能从这些不同渠道得来的文献中找到相互之间的关联,证实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中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家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面貌。

资本成为塑造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以来,一方面,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使单纯局限于专业领域的探讨和现实层面(所谓“发财致富”的路径)的操作都不能达致对其有效、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和透视,但另一方面,也使酝酿着新的思维方式和因素的哲学有了用武之地和发展契机。1846年蒲鲁东写下《贫困的哲学》,并自认为是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而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得以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和层面面对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进展

“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但长期以来它并没有被归入“经典”之列,受到与其思想分量相匹配的关注和重视。迄今为止,由于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全面解读这一论著的书问世,因而本书的出版具有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空白的意义。

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漫长的理论和实践生涯,就会注意到诸如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等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实践节点。作为毕生致力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他们当年为理解、描述和分析这些事件写下了大量宝贵的政治文献,最为真切、全面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的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些文献或者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和解读,或者基本被人们所遗忘或者摒弃。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宣传和研究中,其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他当年为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论战而撰写的评论、为国际工人协会所起草的文件和为各国工人党的发展而提出的种种方案等相关文献,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而离开这些文献所呈现和勾勒出来的马克思形象、所把握到的马克思的思想,是更全面、准确和到位了还是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的偏颇、曲解和错位了呢?

这样就需要解读者不惮琐屑和繁杂,在具体问题和论证思路上辨析毫芒,在整体透视“思辨哲学”的结构和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容细致的释读,梳理“以纯观念、精神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诸如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财产关系、“犹太人问题”“巴黎的秘密”和社会众生相以及具体现实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和逻辑,进而体悟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以现实、历史和实践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哲学”的契机和背景。无疑,这种辨析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五、异质思想的剥离和新思想培育与锻造意义的甄别

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逻辑线索及其实质

八、“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

异质思想的剥离对于思想培育和锻造的意义

第十二卷 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 王莅 著

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原始文本、文献对马克思思想演变进程中的几个关节点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试图在困扰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一些难题上有所突破。

历史有时并不宽容和公正。《神圣家族》从问世起就遭逢了“寂寞”的境遇和命运。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理论合作、他们在世时定稿和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神圣家族》是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和具有广泛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重要中介,它既是一部对论敌展开严整的批判、对其观点和体系给予彻底解构的著述,更是一部理论建构之作,即通过剥离与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培育、锻造出一种“新哲学”的构架。

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开始为《莱茵报》撰稿,继而接任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于创办《德法年鉴》并于1844年2月促成第一卷的出版。通常把这一阶段称为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这一时期的文本包括: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30余篇时事评论、《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通信》、《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这些是表征马克思哲学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以往将其概括为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实际上如果仔细研读这些文本的内容,就会知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对这两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进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其不同的形态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切中肯綮地指出其症结:唯物主义体系中的“纯粹唯物主义”坚持客体至上原则,特点是“敌视人”;而“直观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只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了的“理念”或“自在之物”;而主观唯心主义则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的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的“新哲学”既不是从观念、精神、自我出发,也不是单纯从客体、自然、物质出发,而是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也就是说是从“实践”出发。因为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关系、过程和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这是对僵持于本原问题上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

在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和实践生涯中,1848年欧洲革命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关节点。1848—1852年间,他们为理解、描述和分析这一事件写下了大量宝贵的政治文献,最为真切、全面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的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遗憾的是,这组文献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可以说,正是由于缺乏对于这些宝贵文献的整体分析和实证研究,导致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完整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无法正确把握唯物史观与现实之间的基本关系。

时间再往后延伸,从1857年8月到1859年2月,马克思通过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结束的一组重要文献的撰写,使其长达15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开始了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表达和建构工作。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把19世纪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了严密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借此社会主义也由人们头脑中改变现状的道德诉求、形形色色的革命主张变为有客观现实和规律支撑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指南。这样说来,将上述文献组合起来命名的“1857—1858年手稿”无疑就成为处于马克思理论核心位置的重要文本。这一手稿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运动、简单流通中的货币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和形式规定性等,不但构成《资本论》后来结构的重要铺垫和前提,而且对于重新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梳理其“原本批判”研究模式的转向,以及在思想史进程和当代实践图景中的独特意义,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该书作者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的最新进展和研究动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一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进行了详实梳理和考证;按照原书写作的先后顺序,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学界研究非常薄弱而又占全书绝大部分篇幅的第一卷中的《圣麦克斯》、《圣布鲁诺》部分以及第二卷进行了详尽释读,对过去相对来说较为熟悉的《费尔巴哈》章的内容重新进行了认真辨析;对其中各章节关涉到的重要问题和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从总体上重构了整部文本的理论视界和逻辑架构,勾勒出马克思透过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从现实出发”观照和理解人、社会和历史的致思路向,并将其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图景中,阐明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而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政治文献作为一个有关联的整体进行详尽考察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在当年纷纭的理论纠葛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揭示他们关于“革命”的思想、观点和思路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过程,再现他们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时所遭逢的困难及其所取得的进展,则不仅有助于摆脱传统的模式化的解读对其原始思想的偏离及带来的理论困境,加深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丰富内涵的理解,更有助于总结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和坎坷、推进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发展。

第七卷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杨洪源 著

显然,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来统摄《神圣家族》的议题、材料和思想是最为困难的。针对这种情况,该书作者的处理原则和操作方式是,不离开文本内容抽象地概括和评论思想,而是首先全面而完整地吃透细节,甄别清楚思路,然后据此把握和提炼出贯穿全书的总体逻辑,再根据这一逻辑,打乱手稿顺序,整合文本议题,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逐一考察,展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两种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方式,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旨及其所达到的效果。在具体问题和论证思路上,作者辨析毫芒,在整体透视“思辨哲学”的结构和症结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容细致的释读,梳理了“以纯观念、精神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诸如法国大革命、唯物主义史、财产关系、“犹太人问题”、“巴黎的秘密”和社会众生相以及具体现实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和逻辑,进而认为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以现实、历史和实践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哲学”的契机和背景。毋庸置疑,这种辨析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及其丰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进展

七、“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意义辨析

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资本论》议题再审视 彭宏伟著

第八卷 “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1848-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献研究 彭宏伟、崔爽 著

第九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 杨洪源著

基于这些考虑,作者在第八卷中把这组文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解读,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当年纷纭的理论纠葛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揭示了他们关于“革命”的思想、观点和思路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过程,再现了他们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时所遭逢的困难及其所取得的进展,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复杂内涵的理解,并在思想史视野和当代政治哲学的图景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

第三卷 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李彬彬 著

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进展

第五卷 思想的剥离与锻造——《神圣家族》文本释读 刘秀萍 著

第六卷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聂锦芳 著

第十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 王嘉 著

作者简介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的交往》部分12页遗失手稿内容的复原。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主持这一卷的编辑、德国文献专家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在2009年去世前留下遗嘱,认为这一部分内容的复原工作很重要,要求后继者在编辑过程中关注学术界的研究进展。但是这个问题几乎很少被关注或者研究过。本卷书的作者不仅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对象的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散乱的论述条理化,更重要的是从中选择了一部分材料复原了马克思、恩格斯遗失稿的内容和逻辑,并且作了自主性论证,还为其中的四节拟定了标题。作者的研究在“马克思学”界也引起很大反响。德国柏林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部原主任曼弗雷德·诺伊豪斯(Manfred Neuhaus)、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馆长伊丽莎白·诺伊(Elisabenth Neu)、文献专家玛格丽特·狄岑(Margret Dietzen)、特里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温弗里德?塔(Winfried Thaa)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可以说是聂锦芳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姓名:李秀伟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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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蒲鲁东写下《贫困的哲学》并自认为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而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和层面上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入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哲学的贫困》的总体观照和总结,提出的观点是: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这条思想主线的方式,对他自己思想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系统整合,从而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首次公开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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