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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

来源:http://www.tessiz.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时间:2019-10-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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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法学院程天权教授以英文为明尼苏达大学法科学生讲授“中国法导论”课程,这标志着2010年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合作举办的“中国法暑期项目”正式启动。

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当代美国著名的中国法专家。他1970年毕业于阿姆何斯特学院,197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974年获耶鲁大学中国研究硕士学位,1975年获耶鲁大学中国历史硕士学位,197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院JD(Juris Doctor)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HenryL. Stimson教授、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并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法律和法律史、比较法、东亚人权研究、国际间科技交流和国际贸易法。安守廉教授不仅以研究中国法著名,而且在国际经济法领域有重要的影响。

新闻中心讯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重要讲话,引起复旦师生热烈反响。

9月30日上午,应法学院邀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恒山在东区模拟法庭做了一场题为“当代中国法文化之分裂与重构”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法学院副院长于庆生主持。

2008年9月,程天权书记率团访问明尼苏达大学,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该校与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举办“中国法暑期项目”。暑期项目自2009年度开始正式启动实施,取得了圆满成功。今年的暑期班项目于6月21日正式开始。程书记对该项目十分关注,与去年一样,在百忙之中拨冗亲自主讲“中国法导论”课程的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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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勤学 刻苦磨炼 促进青年成长进步

张恒山从对法文化概念的理解入手,结合国内外具体情况全面阐释了法文化的分裂与重构。他指出,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对法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行。他强调,我国的法文化与制度处于分裂状态,国民群体所持的法文化也并不统一,政策、人际关系、人生状态决定了民众基本的法观念、法意识。而在法学界,法律文化也是分裂的。法治本土资源对当代法治并非一种能够发挥促进作用的观念。法治不仅仅约束国家,更要约束人民。针对法文化的重构,张恒山则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的制度所依据的规则应当是人民制定的,因此,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破除统治阶级意志论,树立约法观念,才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张恒山结合中国法文化发展史和具体案例,从专业的角度、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使在场听众受益匪浅。

当日的“中国法导论”课程于法学院602模拟法庭进行,程天权书记全程以英文讲授。他首先对明尼苏达大学师生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对去年暑期班项目的圆满举办表示祝贺;随后,他简要介绍了人民大学和法学院,特别强调了中国人民大学十年腾飞和全面提升国际性的发展战略,介绍了人大法学院新开设的“比较法专业”的学科建设,并表达了随着暑期项目的开展,进一步拓展中美法律文化交流平台的期望。

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当代美国著名的中国法专家。他1970年毕业于阿姆何斯特学院,197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974年获耶鲁大学中国研究硕士学位,1975年获耶鲁大学中国历史硕士学位,197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院JD(Juris Doctor)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HenryL. Stimson教授、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并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法律和法律史、比较法、东亚人权研究、国际间科技交流和国际贸易法。安守廉教授不仅以研究中国法著名,而且在国际经济法领域有重要的影响。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

此次讲座营造了浓厚的法律学习氛围,促使同学们对法律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有利于同学们养成批判性的法律思维,为未来法文化的重构与发展添砖加瓦。

程书记随后从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入手,系统讲授了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法律传统。关于古代的中国立法,他系统阐释了中国古代存在诸如《秦律》、《九章律》、《唐律》、《宋刑统》等经典立法,以及中国古代丰富的法律思想,如“以刑去刑”、“圣君任法不任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等。他并阐述了古代中国天理、国法、人情之间的辩证关系。程天权书记还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研究也十分发达,出现了诸如《洗冤录》等杰出的法学文献,另外,中国古代亦有系统的司法制度和完善的刑罚体制。最后,程书记讲授了当代中国立法的斐然成就,以及多层次立法、多法域和法系并存的丰富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张冠梓在美国访学期间采访了安守廉教授。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潇潇在开展《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的过程中便鼓励学生养成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在课堂实践中,我一方面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为横轴,将学生的兴趣引导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关注上;同时,我也以中国近现代史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关联为纵轴,促使学生将个人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密相连。”朱潇潇认为,青年要充分认识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当下现状与历史演进的内在关系,才能强化其对今日中国建设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激发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法学院 高赛娅/文 李佳宁/图)

除了系统性的讲授之外,程天权书记并在课堂上出示了他专门准备的竹简、古代法律典籍等材料,引起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同学们的极大兴趣。讲课结束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就中国宪法、民众的法律水平、律师制度、古代法律传统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法律教育等问题,积极与程书记进行交流。最后,明大同学对于程书记流利的英文水平、风趣的授课方式、图文并茂的课件和教具以及丰富的讲授内容,报以热烈的掌声。

张冠梓:我们谈一谈您对中国法学的研究。您最初对中国法律的兴趣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最初从事中国法律问题研究的时候,您的兴趣点在哪里?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研究初衷?

哲学学院2015级本科生邓杨秀灵在学校“双一流”建设的积极氛围中愈发感受到了自身的历史责任。“作为青年人,我们重视自我培养、法律修养、政治素养。在五四这一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节日,不断铭记自己的责任和梦想。”

(编辑:徐晶晶)

安守廉:我最初对中国法律的兴趣点应该说是中国法制史。我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与西方是很不一样的,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不管美国的学者还是英国的学者都认为自己国家的制度非常好,譬如条理分明、合乎理性、富有逻辑性、带有普遍性和通用性等等。可大家一接触中国法制史,觉得与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制史很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法律不管在制度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有很多特点,诚然也存在很多问题,可也有很多好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发现,西方法律注重个人诉求、个人权利,而中国法律却不是这样。有人一看中西方之间的法律有这些区别,就说中国的法律很落后,一味批评其不关注人权、民主等等,可是我认为,中国法律也有好处。比方说,儒家思想就比较复杂、精细、有趣。你知道,孔子德治和仁政不只是对中国人有意义,对所有国家都有借鉴意义。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约束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而不是诉诸法律。也就是说,用道德对一个人、一个社会进行约束是最根本、也是更有效的,所以孔子比较注意道德感化和约束。中国的处世哲学是乐观主义的,讲求人性善,注重用道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来管理社会。反观西方人则不这么乐观,比较强调外在的管理与约束。这两方面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都比较有特点,各有长处,是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具体到中国的近代法律制度,我也曾有过专门的研究。清朝末年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像沈家本、伍廷芳等,可以说兼通中外,精通中国传统的法律,也了解西方法律。他们要借鉴西方法律的长处来帮助中国进行法制变革,进行了很多有开拓性的探索。我本人很钦佩他们的这种探索,既有研究这些法学家和官员的浓厚兴趣,也有兴趣将中国的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进行比较,进而把不同制度中最好的部分都结合在一起。

经济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韩明赫认为,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是对当今青年一代的殷切嘱托。“青年人的志向应是做大事不是做大官,我们作为正在成长中的祖国未来的中流砥柱,必须要将个人的理想与中国梦联系起来。”

张冠梓:当时您开始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时候,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是什么样的状况?当时有哪些具体的方面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放射医学研究所2016级硕士研究生宋义蒙对总书记关于“立志”的表述很有感触。“小时候看到过疾病给许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巨大痛苦,便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当一名优秀的医生。青年学子,应当做好学生的本职工作,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安守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研究中国法的学者很多,已历经了好几代。第一代中国法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其中最著名的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柯恩教授外,还有李浩(Victor H. li)、拉伯曼(Stanley Lubman)、爱德华(R. Randle Edwards)、琼斯(William C. Jones)等。柯恩教授是我的老师,他从1960年开始便从事中国法的研究,1964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创立了东亚法研究中心(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并开设了当代中国法和中国法制史等课程和专题讲座,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可以说,现在活跃于美国的中国法学专家大多出自于哈佛大学。例如,现任美中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法伊纳曼(James V. Feinerman)以及从事律师事务并兼做研究的毛瑟(Michael Moser)、图伯特(Preston Torbert)等人都是。李浩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也是研究中国法的学者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从事中国法的研究。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现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主任、亚太咨询委员会主席,一直讲授中国法课程。应该说,这些教授都是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真正的、勇敢的先锋。他们不仅自己的学问做得好,还热心帮助下一代,鼓励年轻人研究中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遗憾的是,第一代学者开始从事中国法研究的时候,美国在越南打仗,妨碍了他们与中国的交流,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也促使我进行若干思考。我认为,美国在越南打仗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一个因素是,美国的决策者完全不了解越南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越南和中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美国若在越南成功地推行自己的制度,也必将在中国、泰国等国家同样如此。他们不仅对越南的历史和文化不了解,对越南与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更知之甚少。所以,我更加认为,美国的学者、美国的领导人应当更多了解其他国家及其真实的历史。在这方面,柯恩等教授是有远见的,他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好,鼓励我们积极地了解中国。诚然,第一代学者在看待中国、研究中国等方面有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西方人的思维定式,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没有研究历史。譬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教授因为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所以他关于中国法律的看法难免失之于偏颇,对此我曾经写过文章和他商榷。我认为这很可惜,如果他们多注意一点中国的历史文化,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稳妥一些。说实话,我早期的学术论文有些是批评我的老师的。我认为,他们多了解清代法制史,就会发现清代的法律制度是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不能一味地斥之为落后。

立德树人 德法兼修 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张冠梓:和您上一辈、下一代的专家相比,您在研究中国法律方面有什么特点?

习近平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安守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不同年代的学者面临的情况、条件和所处的环境很不一样。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处于封闭状态,那时国外的专家没有机会去中国。但是,他们非常勇敢,具有前瞻性,开创了中国法律与法学研究这一领域。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们。你知道,那时的美国各大学法学院都没有研究、讲授中国法律的教授,我上一代的那些教授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几乎是在做拓荒的工作。相比之下,和我年纪相仿的学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中国,可以与中国政府、中国司法界和中国的学者进行交流,观察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这和上一代的情况显然是很不一样的。当然,比我年轻的学者的情况就比我更好一些。如果要以年代来划分的话,那么柯恩教授可以说是第一代,我属于第二代,再往下,第三代和第四代就是现在开始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这几代学人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情况又和我那时候大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中国与美国交流的空间和学习的环境大不一样了。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要努力学习中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竞争更加激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学生来这里学习。一方面,他们了解中国,懂中文,会说普通话;另一方面,他们的英语水平很高、法学知识也不错。他们非常聪明,非常用功,基本素质和专业水平自然比我们这一代要高,所以美国学生面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此外,中国大陆现有的法律制度比30年前其内容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现在的学生必须努力学习才能了解。不像我们那时候,中国的法律还比较简单。记得30年前昂格尔教授说过,学中国的法律比较一般化,很容易,因为中国没有多少法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的法律和法规出台。30年以前,中国有12个法学院,现在中国的法学院比美国的法学院要多得多。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也比过去要好,竞争也比较激烈。所以,我经常告诉美国学生需要努力学习。在西方,很多政治家都具有法律从业或学业背景,单说美国历届总统,就有一半的人做过律师。这自然是对法学最好的“宣传”,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人才的可塑性和精英化的程度。

法学院教授刘志刚表示,中国未来要建设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结合工作实际,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在这方面,复旦大学法学院责无旁贷,全体法学院教师责无旁贷。

张冠梓:在您的研究中,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其中有些著作在中国影响很大。在《偷书不算偷》这本书里,您以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表现和作用为例来探讨外来制度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问题,其选题和视角无疑是颇为精确和独到的。您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情况?

法学院教授段厚省对法学教学方法提出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要通过启发式的教育,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规则意识,使学生意识到,法学不是一门艰涩的科学,而是早已在他们心中打下基础的知识体系。要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思考,实现对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则的融会贯通。

安守廉:《偷书不算偷:中华文明中的知识产权法》(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是我10多年前的著作了,最初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这本书共分6章,其中第一章为概论,第二章追寻古代中国知识产权的脉络,第三章回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知识产权概念的引进,第四章描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第五章介绍知识产权在台湾的发展状况,第六章评述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通过这本书,我试图从历史到现实、从学术到政策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一次深入的思考。一方面,介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我也试着提出了一些与法律文化的移植相关联的观点,譬如知识产权法在中国并没有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而出现,而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西方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一移植后来遭受失败,主要是因为移植者没有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而当前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各种缺陷,也源于移植者未能很好地解决如何将在西方形成的法律文化和制度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相互融合的问题。这些观点的提出并不是为了强调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落后于西方,而是为了讨论一些颇为令人困惑而又长期受到忽视的疑难现象。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曾在科技和文化上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国却没有形成一套保护发明创造的法律制度?另一个需要回答的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西方有用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移植过来后又如何才能使其在新的泥土中扎根成长?我认为,古代中国虽以发明创造领先于世界,却没有形成保护这些发明创造的法律制度。这一奇怪现象加之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失败,以及现行中国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说明法律必须与当地文化环境和现实状况相适应。当然,外来制度的移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土文化的变化,本土文化的变化又反过来为外来制度提供适宜生长的土壤。近些年,从中国知识分子“偷书不算偷”的高傲到对版权版税的斤斤计较,可以看出,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现在的中国文化环境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适合于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生长。

法学院教授侯健表示,习近平同志在青年节前夕考察政法院校,与法律师生共话法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建设和培养法治人才的重视他的讲话高瞻远瞩,内容丰富。法德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之一,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必要性。法德兼修,就是对法学教育和法律学生的要求。只有法德兼修的人才能以适当的方式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

张冠梓: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法制建设有哪些成就?存在哪些挑战和问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

法学院青年教师熊浩谈到两点体会。“第一,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国法的中国根。总书记在中国法律教育重镇再次强调依法治国对于大国治理的重大意义,并且特别勉励法学师生将学术关怀切入中国法治现实,从而提炼中国经验,阐发中国学理,在具有主体自觉与自信的基础上地与西方学理和外域经验对话,才能最终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能够扎根大地,健康成长。第二,总书记特别将国家法治的可持续成长寄托于当代青年。在五四前夕,对正在进行法学研究的年轻学子殷切嘱托,希望他们孜孜不倦,实心用事,好好学习,只有这种扎实的投入才能在将来让自己成为建设中国法治的可持续动力。”

安守廉: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概括地说,改革开放30年来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面临很多挑战。我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经常告诉我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30年是很短的时间。回顾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只有12个学校有法律系,但没有法学院。那时候或在那之前,中国的律师多半是在苏联学习过的,专业储备和素养不是很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胜任改革开放形势下的任务,要担当与迅速涌入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进行谈判的任务,就显得捉襟见肘,经验不足。而且,那时中国的立法工作也比较简单。比如,关于合作企业的法律虽然在1979年就颁布了,但内容还是很简单。对照过去,再看看今天,你就会觉得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很了不起。现在,中国的大学里成立了很多法学院,出现了很多法学教授,立法的成果也很丰富,还涌现了很多律师,不少律师的水平可以同美国的或是欧洲的律师相媲美,所有这些都是很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挑战。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缺少民间机构。我认为,不应当对这些民间的或非政府的机构有什么误解。换句话说,这些机构的目的不一定是反对政府,而应是存在于政府外部、帮助政府分担社会任务的。尽管每个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特点都不一样,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方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认识,但我还是认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欧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民间组织。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法律制度比较成功,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比方说美国允许并鼓励民间组织,而这些组织确实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民间组织的存在是社会正常运转最起码的条件、最基本的需求。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分担一部分社会职责,不让政府做所有的事情,也不会让个人或家庭做所有的事情。可是在中国的法律框架里,对于民间机构的法律定位还是有问题的,起码不够清楚。老百姓要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开设一个民间机构是很不容易的。其实,这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正常运转有着很大的不利影响。允许成立并鼓励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它们建构一个清晰的制度框架,不管是对于文化发展、人权,还是别的事情都很有好处。我这么说,意思是立法和政策制定怎样才能更加符合或贴近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为老百姓用得着、用得上,成为属于老百姓的法律。我认为,在立法方面、在法律执行方面、在司法体制的建设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还有不少挑战,有不少发展的余地和空间。

法学院党委书记胡华忠指出,政法院校成为培养各类法治人才的主阵地,这就要求政法类院校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推进体现我国实际的法学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教育学生、培养学生,又要全面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虚”功“实”做,变“软约束”为“硬约束”,使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培养出德法兼修的各类法治人才,在法治实践中体现出我国法治道路的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鲜明特点,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项长期而又重大的历史任务做出贡献。

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辅导员杨军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依法治国确定为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法学专业的学子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一方面,我们应当不断汲取知识,充实法学理论储备,研读法律实践案例,了解司法运行现状。另一方面,我们青年学子更要找准法律人的时代定位,从体制机制和国情出发,贯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这些,每一位法学青年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真正地“在现场”为公平正义贡献力量。”

法学院 2013级本科生叶戈表示,法治建设的推进离不开一个个优秀法律人的辛勤工作与参与,在法律人共同体中,既有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也有专家学者等理论研究人员,更有青年法学学生。因此,法治建设必然离不开法律人才培养。法律是公平正义之学,青年法学生也应该怀有法治情怀,以法律精神激励自己为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努力,而不应以职务晋升等功利化动机为奋斗动力。依法治国,便是要用法律来规范权力的行使,以法律来规范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律人需要思考如何构建良善的法律秩序,而不应汲汲于个人功利化的主观欲求,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所体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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