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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之道再认识,栾城三集卷七

来源:http://www.tessiz.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时间:2019-11-05 18:20

“孔子之道”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政治模式与伦理模式。然而,从当年孔子自称“吾道”、曾参称“夫子之道”、孟子明言“孔子之道”,迄今已2000多年,孔子之道究竟是什么,则一直没有明确系统的答案,更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

  【论语拾遗〈并引〉】

泰伯篇第八·九(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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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主张

  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书者十二三也。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所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质之子瞻也。巧言令色,世之所说也;刚毅木讷,世之所恶也。恶之,斯以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无求于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为是者,将以济其不仁尔。故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亦可谓贤矣。然贫而乐,虽欲谄,不可得也。富而好礼,虽欲骄,亦不可得也。子贡闻之而悟曰:“士之至于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欤?”孔子善之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举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从来者,所谓闻一以知二也欤?《易》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诗》曰:“思无邪。”孔子取之,二者非异也。惟无思,然后思无邪;有思,则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物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动,与木石为偶,而以为无思无为,则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无邪。思马斯徂。”苟思马而马应,则凡思之所及无不应也。此所以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致力于思,徒思而无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学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学,则所由适道者顺矣;由是而适道,知道而未能安则不能行,不能行则未可与立,惟能安能行乃可与立,故三十而立,可与立矣;遇变而惑,则虽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则可与权矣;物莫能惑,人不能迁,则行止与天同,吾不违天,而天亦莫吾违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于此也,其所以施于物而行于人者至矣,然犹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于物,而有不顺焉,以心御之而后顺,则其应必疑,故六十而耳顺。耳目所遇,不思而顺矣,然犹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无心然后从心而不逾矩,故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与物为二,君子之欲交于物也,非信而自入矣,譬如车,轮舆既具,牛马既设,而判然二物也,夫将何以行之?惟为之︼︷以交之,而后轮舆得藉于牛马也。︼︷,辕端持轭者也。故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械无︷,其何以行之哉?”车与马得︼︷而交,我与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坚,天地之远,苟有诚信,无所不通。吾然后知信之物︷也。不仁而久约,则怨而思乱,久乐则骄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然则何所处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则不仁者约而不怨,乐而不骄。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与竖刁、易牙俱事桓公,终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动,而况管仲之上哉!仁者无所不爱。人之至于无所不爱也,其蔽尽矣。有蔽者必有所爱,有所不爱。无蔽者无所不爱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以其无蔽也。夫然犹有恶也。无所不爱,则无所恶矣。故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其于不仁也,哀之而已。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尽也,火必有烟。土去则水无不清,薪尽则火无不明矣。人而至于不仁,则物有以害之也。”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非不违仁也,外物之害既尽,性一而不杂,未尝不仁也。若颜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尽去,薪未尽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违仁矣,而未能遂以终身。其余则土盛而薪强,水火不能胜,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颜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学未及究,其功不见于世。孔子以其心许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许之矣。然而三归反坫,其心犹累于物,此孔、颜之所不为也。使颜子而无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将造次颠沛于是,何三月不违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礼,死而五公子之祸起,齐遂大乱。君子之为仁,将取其心乎?将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颜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几无后患也夫!孔氏之门人,其闻道者亦寡耳。颜子、曾子,孔门之知道者也。故孔子叹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苟未闻道,虽多学而识之,至于生死之际,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闻道,虽死可以不乱矣。死而不乱,而后可谓学矣。孔子历试而不用,慨然而叹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此非孔子之诚言,盖其一时之叹云尔。子路闻之而喜。子路亦岂诚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盖曰无所取材,以为是桴也,亦戏之云尔。虽圣人其与人言,亦未免有戏也。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孔子以忠许之而不与其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孔子以清许之,而不与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贤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与之。孔子之以仁与人固难。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于近世,惟齐管仲,然后以仁许之。如令尹子文、陈文子,虽贤未可以列于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华之应对,与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鲁之君子也,其言行载于鲁,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舍是六者,其余皆仁且智也欤?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则臧文仲之类欤?孔子居鲁,阳货欲见而不往。阳货时其亡也,而馈之豚。孔子亦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与孔子三言。孔子答之无违。孔子岂顺阳货者哉?不与之较耳。孟子曰:“当是时,岂得不见?”夫先之而必答,礼之而必报,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见南子,如见阳货,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辩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厌之。”以为世莫吾知,而自信于天云尔。泰伯以国授王季,逃之荆蛮。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贤,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远矣。故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子瞻曰:“泰伯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民无得而称之,有让国之实,而无其名,故乱不作。彼宋宣、鲁隐,皆存其实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鲁皆被其祸。”予以为不然。人患不诚,诚无争心,苟非豺狼,孰不顺之。鲁之祸始于摄,而宋之祸成于好战,皆非让之过也。汉东海王︹以天下授显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让玄宗,兄弟终身无间言焉,岂亦断发文身。子贡曰:“泰伯端委以治吴,仲雍继之断发文身。”孰谓泰伯断发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谷,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谷苗之实而可食也。尽其心力于学,三年而不见其成功者,世无有也。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妇人者,太姒也。”然则武王盖臣其母乎?古者,妇人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春秋》书鲁僖公之母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太姒虽母,以九人故,谓之臣可也。或问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郑公孙夏无足言者。”盖非所问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复国,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贤,而疑其不利楚国。使圣人之功不见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众矣,孔子未尝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为鲁大夫,邻国有弑君之祸,而恬不以为言,则是许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犹告,以为虽无益于今日,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逼,常欲以越伐鲁而去之。以越伐鲁,岂若从孔子而伐齐?既克田氏,则鲁公室自张,三桓将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将有立于世,必先择其君。齐桓虽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无有也,然后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将谁与保其功?然则孔子之忧,顾在克齐之后,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孔子以礼乐游于诸侯,世知其笃学而已,不知其他。犁弥谓齐景公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卫灵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犹犁弥也,久而厌之,将傲之以其所不知,盖问陈焉。孔子知其决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诚用之,虽及军旅之事可也。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万物,诚得其人而用之,无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虽存,七尺之躯有不能充矣,而况其余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难焉?盖知不义之可恶,而欲以小惠徼誉于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难也。古之教人必以学,学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达,知其道也;小人下达,得其器也。上达者,不私于我,不役于物。故曰:“君子学道则爱人。”下达者知义之不可犯,礼之不可过。故曰:“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虽至于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则无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有道者不知贫富之异,贫而无怨,富而无骄,一也。然而饥寒切于身而心不动,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忠信、泛爱而亲仁,皆其质也。有其质矣,而无学以文之者,皆未免于有过也。故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质也,而无学以文之,则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质如孔子不知学,皆六蔽之所害,盖无足怪也。人生于欲,不知道者,未有不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始学者,未可以语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于《周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礼,以礼济欲。夫是以乐而不淫,始学者安焉,由是以免于蔽。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者也欤?”言欲之蔽也。古之传道者必以言,达者得意而忘言,则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则言可畏也。故曰:“予欲无言,圣人之教人亦多术矣。行止语默,无非教者。”子贡习于听言,而未知其余也,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岂无以感而通之乎?卫灵公以南子自污,孔子去鲁从之不疑。季桓子以女乐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仇。子瞻曰:“卫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为不然。孔子之世,诸侯之过如卫灵公多矣,而可尽去乎?齐人以女乐间孔子,鲁君大夫既食饵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则坐待其祸,无可为矣,非卫南子之比也。君子无所不学,然而不可胜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后可。志无所一,虽博犹杂学也。故曰:“博学而笃志。”将有问也,必切其极,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妇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圣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问而近思。”君子为此二者,虽不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信而好古”,对历史、对传统、对先贤,抱有深深的温情。史称“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史记》卷六十一),而对于近世涌现的众多杰出的政治精英,活跃于春秋各国政坛的执政卿大夫,孔子更是怀有极大的敬意。史称他“严事”,即特别礼敬臧文仲、柳下惠、蘧伯玉、晏子、郑子产等人。他夸子产为“古之遗爱”,誉叔向为“古之遗直”,赞蘧伯玉、柳下惠为“贤者”。孔子之所以如此喜爱、倾心于春秋这些执政卿,要因正在于他们创造性的思想建树,深深触动了孔子心弦,使夫子不仅“好”之,而且“敏以求之”,并在“接着说”的思想传承中,金声玉振,构建起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精神高峰。

通过对《论语》的重新校正与解读可知:孔子所讲的“礼”,是当时尚存或流行的社会礼法和规范,而不完全是周礼;孔子讲“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与安定,而不是为了恢复周礼。“仁”,就是关爱他人;有仁德,就是有爱心。“仁者”,就是具有关爱他人的品行或思想的人,或者能够关爱他人、做过关爱他人之事的人。“行仁”,就是献爱心、做关爱他人的事。传统所谓“全德之名”,是子思以来对孔子之“仁”的误解。“仁”的实质是“爱人”,任何人只要甘愿为他人奉献爱心,都能成为仁者。而为民造福,使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则是最大的仁。“仁”是个人的自愿,“礼”是社会的约定;“仁”属于道德层面,“礼”属于政治层面;“礼”的存在是客观的,“仁”与“不仁”则是由主观决定的;“仁”既不属于“礼”,“礼”也不是“仁”的主导,“仁”更不得包摄“礼”,二者之间没有主从或领属关系,也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仁者”不必知“礼”,知“礼”者不必“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义”,就是合宜、应该。人人知“义”而行“义”,社会自然和谐;国君知“义”而行“义”,天下自然和平。孔子讲“义”,终极目的也是为了社会和谐、天下安宁。“智”的含义虽然只是聪明、有智慧,但在孔子那里,“智”及“智者”有其特定的表现特征和标准,包括不自欺欺人、不惑、不做蠢事、善于掌握时机、务实、知人、好学等。孔子主张“智”、“学”,首先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最终也是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庸”,是德行而非道德,本义为“用中”,即凡事皆以“中”道处理;“中”指恰到好处、合乎标准、无过无不及,也就是最恰当、最合理,而非以往所谓折中。

【钱穆译】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杨伯峻译】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春秋时期的执政卿们在政治实践中,仰观俯察,对三代以来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新的解读,并掀起了一股袪魅天命鬼神的思想大潮。其间有三大主线:一是近人而远鬼神,更为关注人间现实。如郑子产所宣示的,“天道远,人道迩”。二是客观理性地看待自然异象,如郑子产、晏子都淡视彗星天象,反对用瓘斝玉瓒等来祭祀,认为此类之举“无益也,只取诬焉”。柳下惠拒绝祭祀鲁东门之外的海鸟“爰居”,也体现了这一自然主义精神。三是倡导“吉凶由人”,人为世间的真正主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臧文仲反对杀“巫尫”求雨,他认为人间的祸福取决于人自身的行为,而不在于讨好鬼神。晏子也认为,齐侯欲杀“祝固史嚚”来治自己的疥疮,是错误的,因为去除祸害的关键不是要去献媚神灵,而应当是去“修德”,即力行德政,造福人民,“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论语》最核心的内容是教做人,做人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做“君子”的起点是修身。修身之道具体包括知德、孝悌、学文、知礼、有仁、有智、有勇、明义、正直、诚实、守信、慎言慎行、有信仰、有能力、见贤思齐、事贤友仁、认真做事等等。君子之道,包括尚德、自强、上进、不争、不骄、善良、重义轻利、重行轻言、重名声求建树、有知识知天命、有能力可大受、文质彬彬、心胸坦荡、注重实践、不搞宗派、和而不同、主持正义、实事求是、不求全责备、做事求根本、不做亏心事等等。孔子的人格君子论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人格君子的条件除道德层面外,还包括诸如多能、有知识、求建树、重实践等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相关的内容。行事之道,包括小心谨慎、认真厚道、光明磊落、择善而从、实事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忍小谋大、行必果、重积累、执中庸、敏于行等。交友之道,包括交贤友、讲诚信、不虚伪、重恩义、相忠告、不客套、广交天下友等。为学之道,首先明确为学的意义,包括:改变人性、改变命运、获取知识、弥补不足;为学的目的,一为修己,二为国家;为学的方法,包括培养兴趣、读书为主、注重实践、学思结合、结合自身实际等等;为学的原则,包括从小立志、开卷有益、珍惜时间、打好基础、学以致用、忌急功近利、活到老学到老等等。为师之道,包括良好的道德修养,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创新,诲人不倦,以及能教学相长等品质。弟子之道,包括尊敬老师、爱护老师、孝敬老师、学业上帮助老师等。治国之道,包括“为国以礼”、实行“民主”政治、实行社会分工、以民为本、富民为先,教育为本、薄赋敛、平均财富、备战备荒、取信于民、慎文书等等。为政之道,包括“为政以德”、正名分、正人伦、举贤才、树榜样、悦近来远、戒速谋远、实行奖惩、行礼让、以德化下等等。

【傅佩荣译】孔子说:“对待百姓,可以使他们走在人生正途上,却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其中的道理。”

  春秋智者们的这类见解,深得孔子之同然。他着意汲取并发扬了其间的“吉凶由人”的人文主义精神,提出了“为仁由己”的理性主义人本哲学。其大端一是强调亲“人道”而“远天道”。揆之《论语》,“天”“天命”和“命”等词,约只出现二十次,而“仁”则多达一百余次。此亦诚如庄子所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史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弟子们很少听到孔子讲“怪力乱神”,以及“性命、天道”之类的神秘的东西。

孔子思想的价值取向

由,遵从,遵照。

  二是责疑、批判“怪力乱神”。古人相信,占卜用龟,越大越神。当时鲁国的重臣臧文仲就迷信龟卜,他在家里养着一只大龟,并还为之修建了一个豪华住所。孔子认为臧文仲的做法是不智的,实际上是批评他迷信鬼神的不当。孔子病重时,子路请求以祈祷来祛病,遭孔子婉言谢绝。相反,孔子对那些不信鬼神的行为,则大加表扬。据《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病重时,不以祭神来治病,孔子听说后,夸赞他“知大道”,即肯定这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行为。这一观念,无疑秉承了春秋智者“妖由人兴”,即从人身来探求社会万象之因的人文诉求。

孔子主张积极入世,为社会所用,而前提是“邦有道”,即国家秩序正常,有正确的政治方针与治国方法;而“出仕”,并不等于做官。关于孔子的性命及天道观:孔子认为人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后天环境及人为努力可以改变它,使之发生移易。其“天”,始终是一种自然的、超人格的力量。关于孔子的鬼神观:孔子承认祭祀,甚至虔诚于祭祀,并不说明他真正相信鬼神,因为祭祀在当时本身是一种礼。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在其思想深处,并不相信真有鬼神。孔子义利观的表现:得利为正当行为;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必须思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关于孔子的荣辱观:孔子虽讲究成名,但不是虚名,而是实实在在能为身后人所称道的名,其实质是要求人在生前有建树;孔子以不义、不正、不直之行为为耻,说明在他那里,一切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是耻辱。关于孔子的妇女观:前人认为孔子轻视妇女,完全是出于对《论语》两章的误解,而不知所谓“有一妇人焉,九人而已”之“一妇人”只是指来自后宫之妇人,“九人”专指来自社会的人才;“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女子”特指其妻(据“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可知),而非一般女子。关于孔子的平均观:主要体现于《季氏》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章,而旧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的大一统观念主要表现为:以“天下”为一整体,承认“天子”为唯一君主;赞美大一统;反对僭越,维护大一统;期待“圣人”出,“天下”平;亲身实践大一统,包括执雅言、周游列国以“易”天下之“无道”,等等。

乍一看,一代先师的孔子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只能让老百姓跟着听从,而不能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听从,这不是愚民政策吗?怪不得文革期间孔子思想会受到批评,像这样的话应该是让某些人误解了,曲解了孔子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三是高度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此“人”与“道”相对中,作为一种法则与政治正义象征的“道”是客体,而人是能扞卫、弘扬“道”的积极主体。这种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文中的“弘道”与“能”字,既赋予了人任重道远的道义责任,又大大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孔子还以“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的形象比喻,凸显人绝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主体,人是能够自由而主动的选择,实即是能有所作为的。由此孔子坚信“为仁由己”。“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所谓“为仁由己”,实质上即是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此孔子信心满满,“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里洋溢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人的圆满自足性,决定了他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来成全自己、实现自己,而不必求诸于外在力量,自然更不必祈祷于天命鬼神。

孔子之道的终极目标,是“天下有道”,即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文明进步发展。实现其终极目标的途径与方法,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学习,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包括:使国君知“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百姓谋福祉;使百姓了解并践行“仁”、“义”、“忠”、“信”、“中庸”、“孝悌”等一系列美德。

《中庸》说:“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老百姓都是善良朴实的,文化程度又不高,所以有些政令、礼制、法律法规,可以使他们先遵照执行,不必让他们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上位者的每一项政策举措在老百姓遵从之前,先使家喻户晓,再逐门逐户传达解释,务必让他们通晓明白了才执行实施,这样可行吗?那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光是让老百姓逐个明白理解,政策举措都失去了它的时效性了。

  孔子的“为仁由己”人本主义哲学,淋漓地发挥了春秋智者的“吉凶由人”的人学思绪,大大凸显了其间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天地间的至尊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基础。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正因为这样,孔子和孔子的学生都在讲上位者的德行,他们希望上位者有贤德、有贤能,能够使民以义,使民以时,处处为老百姓考虑,尽可能多的照顾他们的利益。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1》)“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5》)“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15》)“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4》)等等,一方面关爱百姓,另一方面请上位者修德修行。

  二

针对本章,我们要挖掘内容之深层含义,不要被表面文章所迷惑,也不要让文革的悲剧再一次上演。当然现代社会讲究公开、公平、公正,老百姓的素质也得以一天天提高,所以在民可使由之的基础上,有可能的话也可使知之,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就是这样吗?。

  揆诸文献,“仁”也是春秋执政卿关注的话题之一,如《左传》中“仁”字凡33见,《国语》中24见。其要义,一是对人的关爱。如“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以及“仁,文之爱也”等,都揭示了仁意中的人道关切。二是同情人的悲悯情怀。如“背施无亲,幸灾不仁”“乘人之约,非仁也”等,则流露了对人不幸处境应有的同理心和恻隐之情。三是孝亲,“爱亲之谓仁”,其实质即对父母和祖先的忠诚,即所谓“不背本,仁也”。《国语》载,晋献公死,舅犯反对公子重耳趁乱回国争夺君位,“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可见孝尊父母是其时仁的通义和共识。四是仁被视为兼纳众善的美德,“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左传》襄公七年)。文中所谓“参和”,即融汇德、正、直三种品德,显然,仁是一种包容性的、集成性的大德。

泰伯篇第八·一0(194)

  孔子对春秋智者的仁学实践和思想,十分熟悉。《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孔子之言:“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史称郑子产和孔子关系亲密,“如兄弟”一般,而子产“为人仁爱人”,是一位非常着名的“仁人”,所以孔子盛赞他为“古之遗爱”。孔子思旧推新,创造性地发展了春秋智者的仁学观念。首先是弘扬了“仁”的人道情怀,鲜明而清晰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理念,并突出了对人的价值和生命尊严的绝对维护。马房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同时,孔子也着力强调仁者爱人的普遍性,“泛爱众而亲仁”,即仁者应爱所有人而不仅仅是血亲故旧,而“博施济众”,也是孔子的仁爱理想。其次是突出了仁的全德之意。孔子发展了春秋智者的“参和为仁”思想,强调仁是众德之母,兼摄一切美德。如孔子坚信,仁涵括“恭、宽、信、敏、惠”五德,可见仁德的包容性。又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之类说法,也折射了仁为含德之德的特性。仁的这种母体化,或者说全德化,显然表现了孔子不再将仁只看成一种普通的常德,而是一种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根本性的美德。再次是突出了仁的至德之意。在孔子的仁学思想里,仁不仅是一种兼蓄并容的全德,更是一种至纯至臻的大德。在孔子的品德、人格谱系中,仁仅次于圣,但远高于其他诸品。楚国令尹子文,屡次罢官,但毫无怨色,孔子认为虽他算得上忠,但还够不上仁。春秋时有名的贤人陈文子宁肯放弃富贵,也不愿住在弑君之国。孔子依然认为他算得上清高,但也谈不上“仁”。孔子诸多弟子中,子路善军事,冉求能理政,公西赤擅外交,但孔子认为他们都远未及“仁”,唯有箪食瓢饮的颜渊可称“仁”。孔子非常崇尚的殷商名臣微子、箕子、比干,也被称许为仁者。这种仅次于圣的仁之理解,无疑赋予了仁极高的价值内涵,也将仁从普通一德拔高为高山仰止的不朽之称。最后,仁还被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信仰,是一种终极性的价值依归,“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也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孔子守正推新,传承了春秋执政卿仁学观念中的人道情怀和美德认知,又赋予了更多的新意,将“爱亲之仁”提升到“爱人之仁”的新境界,形成了意蕴隽永的孔门仁学。

【钱穆译】先生说:“若其民好勇,又恶贫,就易于兴乱。若恶不仁之人太甚,也易于兴乱。”

  三

【杨伯峻译】孔子说:“以勇敢自喜却厌恶贫困,是一种祸害。对于不仁的人,痛恨太甚,也是一种祸害。”

  春秋智者生当“季世”,纷纷以“救世”自期,在治国理政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其间最为主要的当属“德政”,以德治国思想,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各国智者的一种共识。如郑国子产提出“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周大臣富辰则倡导“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德政”的要义与“威刑”相对,是一种崇尚仁爱宽厚,反对暴力冷酷的政治,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张民权,约君权,主张敬民、爱民、养民。敬民者,以民为本。春秋智者认为民是天地间的主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鲁桓公六年)。君是为民而设的,“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民既然是终极性的存在,又岂能不敬民?正如陈国大夫逢滑所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鲁哀公元年)爱民者,以民为心,即所谓“仁民”“恤民”和“视民如伤”。晏子揭露和抨击“踊贵而屦贱”,正体现了这一爱民意蕴。养民者,以利民为鹄的,其表现为重视民生,以“正德、利用、厚生”为头等重要三事。要求统治者应“贬食省用”,自奉严,待民宽,轻徭薄赋。总之,德政以利民为要,诚如邾国统治者邾子所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傅佩荣译】孔子说:“爱好勇敢的人,如果厌恶贫困,就会作乱生事。对于不肯走在人生正途上的人,如果厌恶得太过分,也会使他作乱生事。”

  孔子对春秋时期为政以德思想十分关注。如郑子产死前有遗言,主张为政应宽猛相济,“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对此非常赞赏,“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当然,孔子不仅仅赞扬子产的宽严相济论,更着意弘扬了春秋智者的上述德政思想,宣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显然孔子认为“为政以德”,是治理国家的要津。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德政是最好的政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倡导的德政是德主(道之以德)礼辅(齐之以礼),或者说以德为本,以礼为用,重视社会秩序,尤其是蕴含“和”之精神的文明秩序的构建与巩固。这是对春秋智者“德政”思想的一大发展。

疾,厌恶。乱,祸乱,危害。

  而在德政的内容上,孔子也丰富了春秋智者敬民、爱民、养民说。主张惠民优先,“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要求轻徭薄赋,施恩要厚,用民力应平,租税要轻。主张社会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倡导“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本质是要求保障“百姓”和“民”的基本生活。主张社会诚信,“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综观《论语》,孔子要求治人者“敬事而信”,实有提醒其对人民的承诺和责任,不能凭恃权力而任性、而出尔反尔。主张“富而后教”。在《论语》中孔子一再表达出人民应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所谓“足食、足兵”后,孔子则要求“教之”,这也是孔子所期待的“为政以德”的一大要素。要之,孔子传承了春秋德政的爱民思想,并大为凸显了其间的仁者精神,使“爱人”成为德政的灵魂,德主礼辅成为儒家德政的鲜明特性。

孔子说,好勇恶穷的人易生乱,如果对不仁者过分厌恶,也会生乱。该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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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24》)好勇本是一种美德,但好勇的人如果恶穷,可能就会把持不住,不能安于贫穷而作一些危害的事。因为德行修养不够,需要学习和礼的约束,就如孔子在《论语·阳货8》和《论语·泰伯2》说的那样:“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勇而无礼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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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多次说仁者无恶,“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4》)他又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论语·里仁6》)不仁的人应当被讨厌,但仁者不会,而且不会非常讨厌不仁者。因为仁者心已近仁,他有恕心,能体恤人情。反之,如果非常地讨厌不仁者,那其心也就不仁,过分厌恶,易生偏激。不仁者难免生乱,偏激者不能正常控制自己,也会产生危害。

本章的思想就是讲人好勇不要恶穷,对待不仁者能有体恤之心,这样就可以避免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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