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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管窥,赋税变迁与欧洲文

来源:http://www.tessiz.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时间:2019-11-05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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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文明孕育诞生了欧洲赋税制度,赋税制度反哺文明母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欧洲历史的进步。赋税是国家的命脉,政权的巩固、机构的运行、军队的维持,必以征税为先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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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5世纪前后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使古罗马法律文化、日耳曼民主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交流交汇,融入了欧洲文明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中。受此影响,欧洲各国赋税制度的演进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路线。传统学术将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欧洲文明史分为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如果通过这一分期来认识税制变迁与欧洲文明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中世纪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这个阶段的初期,欧洲文明已经表现出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一定的赋税行为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之下的,这种思想经过实践、修正和调适,便逐渐外化为理论,成为实践活动所遵循的基本依据,西方学者称之为赋税理论。这种理论有层次之分,其中,经过累世传承而贯穿整个社会,并反映这个社会赋税制度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的那个层次,被称之为赋税基本理论。

  5—11世纪,欧洲大陆主要处在法兰克王国时期,不列颠则处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在这一时期,原始民主得到了承续,国王通常在一定范围内经一定程序由选举产生;立法、制税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务活动也须与贤人会议等机构协商处理;国王及其王室,已经形成了“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的传统。

在欧洲中古社会,纳税人与教会学者对赋税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中古初期,日耳曼各族民主意识强烈,国王和他的咨询机构必须思考征税的可能性问题。后来随着贵族会议的形成和议会政治的确立,赋税问题被纳入会议讨论并逐步推向深入。这种讨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实践层面,主要是纳税人基于切身利益与国王的论争;二是学术或理论层面,主要是教会学者的思考和著录。讨论过程中提出了“共同利益”等概念,并形成了相应理论。19、20世纪,近现代学者对中古税制及其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了赋税授予、冤情改正、共同同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英国学者最终提出了以这些概念为核心的“赋税理论”,建构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国家形成了,赋税征收自然提上日程。受文明特质的影响,欧洲各国形成了类似的赋税制度。而赋税制度的运行,又进一步催生了议会组织。

但是,赋税理论是一个蕴含多个层次的理论系统,西方学者并没有将这个系统的层次表达出来。层次未清,就难免逻辑错位。我们所以提出赋税基本理论的概念,意在突破西方学者的理论局限,以助于研究的深入。

  赋税征收涉及义务问题,但更涉及权利问题。所以,国王要征税,就必须与相关方面协商,征得他们的同意。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与制税组织协商,一是与各纳税人协商。而协商就可能遇到否决,协商的层次越多,征税的难度就越大。协商的结果,就必然形成一定组织,进而推动制度的进步。

西方中古赋税基本理论植根于古典传统、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习俗,后经梳理概括,形成了思路明晰、逻辑严谨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和共同同意。三个部分都包含“共同”一词,反映了个体之间的分立或并立关系。一位伯爵是一个个体,一位主教、一个城市、一个修院都是一个个体,一位国王也是一个个体,所谓“共同”,是指国王的要求代表了各个体而不只是国王一己、几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分立或并立又意味着国王和教俗封建主之间存在某种平等理念,这是欧洲大陆与英国封建主中流行的宗主思想的必然反映。在这些封建主看来,国王是他们的宗主,是“平等者中的第一人”,与他们处于同等地位。受这一理论制约,税权大体由某一权力集体或组织来执掌。国王可以参加某一集体的制税,却一般不可独立行事。而征税能否进行、怎样进行,也一般遵从这些集体的决议。这样,国王要征税,首先要征求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的意见。对于国王的要求,这些组织的成员可以同意,也可以更改和否定,这就使纳税变成一种权利。通过这种权利,纳税人可以获得某种补偿,并进而参与法律拟制,通过代表制度参加国家管理。这里存在一定的民主意蕴,且形成了不同形式或范围的表现和表达:在征收方式上,形成了贵族集体协商和议会协商等不同范围的协商;在表决方式上,形成了贵族集体同意和议会同意等不同范围的同意。而既然是一种理论,就必须得到当事诸方的认同,这主要表现为征纳两方都依靠这一理论为自己的要求或意见进行辩护。国王征税通常须说明他代表了全国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对于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组成的组织而言,也同样以此为尺度衡量国王的要求是否代表全国或民众的共同利益,即使难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也不时以是否需要为理由表达否定意见。这就使同意或共同同意成为征税活动的王牌。同意,征税要求和计划便可以得到实施,否则赋税就难以征收,军队就难以集结。在这种理论的控制下,税款通常用于战争支出,一般不及王室消费,也不及官员薪俸。

  议会诞生的意义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是税收层面。议会的产生标志着赋税制度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前,协商对象主要是封建主,此后日趋广泛,逐渐包括了城市和乡村的代表,逐渐由封建性转变为公共性。而普遍性、公共性恰恰是现代税制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又形成了赋税征收的基本依据——赋税基本理论。在议会产生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贵族会议中多数人的决定并不能约束少数人,因此,文献中有“出席者的同意不能约束缺席者,多数人的同意不能约束少数人”的表述。议会产生后,情形不同了,出席者的同意可以约束缺席者,多数人的同意可以约束少数人,“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的赋税基本理论形成了。而这一理论一经形成,便表现出强劲的韧力,制约着税制的运行。根据这一理论,在具体的税务处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不是国王,而是议会。

与欧洲不同,在中国中古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决定了中国中古社会不会提出西方那样的问题,形成西方那样的赋税基本理论。中古社会的这种状况深深影响甚至制约着中国历代学术的发展,致使历代史家、经济史家或食货论者“集体无意识”,想不到去研究赋税基本理论问题。而由于传统学术视野狭窄、方法单一,历史观察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赋税基本理论问题也就必然成为学术的“盲点”。

  第二个层面是促进了议会政治的形成。贵族会议产生前后,国王要征税都必须说明理由,征得相关组织支持,并进而与纳税人协商,争取他们同意。由于征税关涉切身利益,纳税人又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税权,国王要求遭拒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改变现状,英国国王便不时在王宫召见城乡纳税人代表,以获得他们同意,这就催生了议会组织。议会形成后,召开方式仍循传统,贵族会议和城乡代表分别集会,后来便形成了上、下两院。在法国,腓力四世为在与教皇斗争中获取民众支持,召开了由高级教士、上层贵族和城市市民代表参加的会议,三级会议由此产生。同时期的尼德兰,各省区都建立了三级会议,省区之上又有统一的三级会议。在13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卡斯特、阿拉冈等王国也形成了议会组织。后来,两国与加泰罗尼亚统一为西班牙王国,议会组织及其职责仍循传统。议会组织诞生后,又很快走出欧洲,随着殖民统治的发展而传到美洲。这样,欧美各主要国家也就大体开始了权力格局的议会化。

那么,中国中古历代王朝的征税活动依据怎样的赋税基本理论呢?相关信息早在《尚书》所反映的远古社会已露端倪。后来《诗·小雅·北山》对此进行了概括,并进而形成了宗法君主论、家天下和王土王臣说,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一理论的集中表述。这一理论构成了中国中古社会赋税征收的基本依据。

  议会组织应赋税征收的实际而产生,所以最初的职责虽涉及司法,但主要是制税。英国1295年召开议会的目的,即主要为了征收军费。而在爱德华一世长达30余年的统治期间,议会的召开大都是为了征税。法国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后来王权趋强,但征税问题仍必须通过三级会议予以解决。尼德兰三级会议的职责是审议并批准政府的征税议案。在卡斯特、阿拉冈、加泰罗尼亚以及统一后的西班牙王国,议会的主要职责也是讨论国王征税要求。随着税制的演进,议会的权力进一步扩围,立法权渐行突出,并由立法扩展到司法领域。英国议会获得立法、司法权后,甚至可以弹劾国王,自行召开。1327年爱德华二世即遭受弹劾,由温彻斯特主教起草并宣读罢免文件《斥国王书》,然后经议会全体成员同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罢免。立法、司法权的获得,都是在税权掌控的基础上实现的。至此便可以认为,议会政治基本上形成了。

赋税基本理论一经形成,便开始了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竞相引用、转述和复制的漫长过程。《管子·轻重篇》云:“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作为一代名相,无疑接受了去战国时代不久的西周宗法君主制、家天下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他显然将国家视为君之私产。因此在他看来,“予、夺、富、贫”之权也就由君主独享。秦汉以降,每个朝代几乎都有类似的转述或引申。韩非子说,“邦者,人君之辎重也”;荀悦说“天下之财归之陛下”;陆贽说“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曾肇说:“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陈亮言:“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这些言论显然表达了与管子相同或相近的观点。有些文献则是这一理论的重复,《左传》“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史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白虎通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海内之众,已尽得使之”等即是这方面的显例。概览中国学术史,文献所及几乎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引用和转述,偶有质疑和批评,也都为前者的声浪所湮没或覆盖。而像中古欧洲那样,纳税人和教会学者针对征税问题展开征纳双方或多方讨论的场景在这里则不会发生。因此,叶适、黄宗羲等人的批评在悠久的中古社会也就成为凤毛麟角了。

  综上所论,如果说议会组织确立了未来欧洲文明的基本走向,那么议会政治便构成了欧洲文明的重要特征。赋税征收诞生了议会组织,议会组织的发展形成了议会政治。由于议会在欧美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权力、职能、代表产生的方式等都很相似,从这个意义来看欧洲税制,更利于认识其在欧洲文明演进中的历史作用。

如果说在西方中古社会中,纳税人和教会学者是直面赋税制度,讨论或争辩赋税基本理论及其相关问题,那么在中国,引用和转述的对象则不是赋税制度,涉及的问题也不是赋税问题。而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引用和转述过程中对征税功能的淡漠以及纳税人在这一过程中的缺位,使中国中古赋税基本理论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特点。对于赋税基本理论而言,引用和转述要较是否意识到它与赋税征纳的联系更为关键,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承认和强化它的理论意义和地位,也必然推动它在民间的普及和认同。而是否意识到它与赋税征纳的关系,则并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和对赋税征收的控制力量。

  议会政治形成后,随着各项制度走向健全,近代早期以迄19世纪的赋税变迁便突出表现为对税款的控制和管理,这就是通过预算和审计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以保证税款用得其所。在我们看来,预算和审计是中世纪税权控制的逻辑延伸,是税制和税权现代化的表现。如果说预算是税款精准支用的起始,那么,审计就是追求效应最大化的终结。无论是预算还是审计,中世纪都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无论是贵族会议还是议会,都会对国王的征税要求进行分析讨论,这一过程中即包括对税款使用额度的估计,即中世纪的预算,只是有些粗疏而已。与预算相比,审计则要成熟得多,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机构。由此审视近代以来的预算和审计,可以看出是对中世纪的发展和完善。

作为征纳两方,皇帝和臣民对这一理论都有高度认同。在皇帝看来,天下或国家是他的家产,向臣民征税天经地义;在臣民看来,“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将部分收入上缴理所当然。正因为如此,所谓“予、夺、富、贫”之权也就必然由君主独享,举凡制税、用税和审计等一应活动,无不归皇帝控制和决断。税务具体工作可交财政部门负责,但重要问题必须申闻于皇帝,由皇帝最后决定。在赋税管理上,虽有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理模式,实践中却不具制度性意义。无论是王室财政接济国家财政,还是国家财政配给帝室财政,性质都无不同,都反映了皇帝的同一心态,这就是由基本理论衍生而来的天下财富悉归皇帝的观念。

赋税基本理论不仅对赋税制度的各个方面如税收形态、征收方式、用税特征、税收结构的质量与演变产生了有力制约,对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赋税基本理论与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西中古历史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专著“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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