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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与民俗学基本理论管窥,鄂伦春民间艺

来源:http://www.tessiz.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时间:2019-11-06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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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桦树皮镶嵌画、鄂伦春族赞达仁以及鄂伦春族萨满舞、日格仁舞刚刚被列入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英雄史诗性质的“摩苏昆”还被列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伦春民间文学艺术是鄂伦春人游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71岁的莫宝凤则是其重要的传承人。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口述史学与民俗学基本理论管窥——性质、对象、目的、方法比较--------------------------------------------------------------------------------作者:初雪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1997: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11BMZ023)

“口弦琴哟天天弹响,故事歌哟夜夜传唱。狩猎人有唱不完的歌啊,人人爱听美的说唱。哪耶尼耶哪依耶哎,哪耶内呀哪西耶哎。青鸟白鸟双双飞翔,前辈歌手把人名遗忘。不是人名太难记哟,因为双飞鸟名字太响……”被猎民尊称为鄂伦春族民间口头文学语言艺术大师、今年已经71岁的莫宝凤,讲唱《双飞鸟的传说》时,声音依旧清晰流畅,婉约动听。

本文就口述史学与民俗学的性质、对象、目的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比较分析。作者在谈及这两个邻近学科之间的界限时,力图说明和阐释二者的理论框架及其模式。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社会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产物,就其本质而言,二者的性质和目的各不相同,但研究内容多有重合。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里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民俗史 民俗学 口述史学 新史学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 Dale:Ideology and Atmospher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6,No.3,Vol.13。  3.D.Paul Schafer:Towards a New World 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 , 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7.Thomas Dilworth: Engraving the Structure of theModernLong Poem,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6.No.1,Vol.19。  8.杨雁斌:《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面面观——历史学家眼中的口述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本书由作者自传、前言、口述家族史、附录和进一步的研究组成,配有一百二十多张图片。全书70万字,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45位老人讲述的家族历史,另一部分是作者加入的点评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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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0岁成为对答如流的小歌手

一、对鄂伦春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全面抢救

1936年莫宝凤出生在逊克县,父母都是部落里的歌手。从小就受到了鄂伦春民族文化的熏陶,从家人、客人和村民身上学到了不少民族歌谣故事。在其后过着游猎生活的过程中,莫宝凤又学到了不少民间说唱。后来全家迁居到陶温尔,从那儿的民间艺人说唱和民间娱乐活动、萨满跳神中学到当地的口头文学、歌舞艺术,并开始学唱和自己编歌,刚刚十岁的她就已成为能对答如流的小歌手。

游猎时期出生的鄂伦春族老人全国不足百人。本书45位讲述者都是定居以前出生的,他们中间又有12人故去,还有几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与人正常交流。所以,本书的部分篇章已经成为绝笔。这些老人们所讲述的那些真实的故事中,涉及到鄂伦春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存环境、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人生及社会礼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医药甚至医马病等等,无不包容其中。他们的讲述有的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般都是从爷爷或者是父亲那一辈儿讲起,一直讲到子女的现状,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这些故事当中还蕴含了鄂伦春族社会变迁的过程。

稍大一些,在雾都连鄂伦春人集中地,莫宝凤深入各家听讲故事。“多次迁居和游猎生活,使自己接触到不同地方的鄂伦春族文化,更全面地掌握了鄂伦春族的语言、传统文化艺术。”老人感慨地说。

二、带有全民族性质的口述家族史

鄂伦春文化工作者孟淑珍介绍,莫宝凤是全面掌握鄂伦春族语言、文化、宗教、民俗的第一人,讲唱时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其即兴编歌能力和演唱技巧在鄂伦春族歌手中无人能超过,是当代鄂伦春族最会唱歌的歌手。这些都源于她自发的积累,没有明确的师徒传承关系,“这更难能可贵,对于鄂伦春族来说,莫宝凤是珍贵的财富。”

口述史是关于人们过去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这种形式在我国古已有之。就鄂伦春族而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有相当篇幅的口述内容,并且涉及鄂伦春族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但是带有家族故事的口述史目前还没有见到面世的作品,而具有全民族性质的口述家族史不仅鄂伦春族没有,我国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中也不多见。本项目的口述者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全民族性质。

民间艺术的多面手

三、带有研究性质的口述家族史

71岁的莫宝凤至今还在说唱,参加鄂伦春族的一些重要活动。

口述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全面、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不仅能够让人们“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口述史所叙述的那种独特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是其他研究所不能替代的,尤其是像咱们鄂伦春这样没有文字的民族,仅仅依靠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来研究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莫宝凤的歌词具有韵律合宜、语言精练、和谐优美的特点,故事形象夸张、语言诙谐、比喻恰当,讲述时风趣生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她不仅会跳萨满舞,能唱“摩苏昆”,还能制作鄂伦春族很多桦皮制品。由于莫宝凤的讲唱在本民族中广受欢迎和尊崇,在鄂伦春族的一些重大活动中,都必须有她参与。莫宝凤也正是利用这些机会将自己掌握的文学艺术进行传播。

但是,口述史是凭借记忆所讲述的历史,难免会出现一些记忆误差,也不可避免的会加进一些讲述者的主观因素,因此也就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总会有一些不太客观的地方和不确定性,甚至因为讲述者的主观色彩导致个别隐瞒或夸大事实的现象。带有研究性质的口述史,就是要求研究者以考证口述资料的真伪、探索口述资料背后透露出来的民族及文化内涵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口述资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由于一生僻居边远地区,莫宝凤的讲唱、歌舞活动只在鄂伦春村庄里和聚会上进行,没有参加过大型的比赛、公开的表演。1978年以后,她多次接待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为他们演唱,并介绍鄂伦春民间文化艺术,还提供了大量的民俗、民间舞蹈、萨满歌舞资料,为挖掘抢救鄂伦春族民间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只要有时间,老人还给鄂伦春的孩子们讲唱“摩苏昆”等,希望更多的鄂伦春人能掌握这些民间文学艺术。

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是手段,整理则是深化研究的过程。大多数讲述者对民俗事项都能够讲得很清楚,但究其原因则没有几人能说清楚,也就是说他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怪不得他们,祖宗留下的规矩他们跟着做就是了。而研究者则必须要探究“所以然”。因此,在他们讲述的民俗事项后面根据前人留下的研究史料和个人的研究体会相应地加入大量点评以加深研究力度,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眼下,莫宝凤讲唱的口头作品已被记录整理的有多部长篇叙事作品和几十个短篇故事歌谣。其中,包括《英雄格帕欠》、《双飞鸟的传说》、《鹿的传说》、《雅林觉罕和额勒黑罕》等。

四、探求被访者的心理历程

盼望民俗艺术后继有人

对研究者而言,在访谈的过程中不但要关注受访者讲了什么,还要关注他们是怎样讲的,为什么要那样讲。每一部家族史的故事性都很强,不能因此而忽略了讲述者的心理活动。比如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鄂伦春民族乡的莫宝凤老人亲历过游猎生活,她讲述的家族故事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为了躲避滔天的洪水全家人乘坐木筏向山上转移时爷爷的神经病发作,为了全家人的生命安危,他们迫不得已将爷爷沉了河,结果他们家族的男人一个接一个的横死。老人说“虽然是没有办法,但老莫家毕竟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这是‘恩都力’对我们老莫家的惩罚。”这样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鄂伦春人生活的艰难困苦,也体现出讲述者的人生价值观。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有关人士介绍,莫宝凤掌握的鄂伦春族民间文化和手工技艺制作是世代相传,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对鄂伦春民族和北方通古斯语系的各民族的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研究尤为重要。

五、各流域风俗习惯比较

现在30岁以下的鄂伦春青年多已不会讲鄂伦春语,更没人会做传统的桦皮画、桦皮船、桦皮器皿、兽皮制品、民族乐器和狩猎工具。在鄂伦春族的语言、口头文化、歌舞艺术和手工艺几近灭绝的情况下,莫宝凤的技艺更显珍贵。为了保护这位鄂伦春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最近,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将莫宝凤推荐为国家级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以便把她所掌握的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鄂伦春族人口少——全国总人口不足1万,居住又相对比较集中——全部聚居区都集中在大、小兴安岭,加之前人研究当中有一些又缺乏指示性的总结,所以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所有鄂伦春族的各种风俗习惯都是一致的。其实不然,诸如生育习俗、丧葬习俗、交通工具等等,包括语言,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比如生育习俗,鄂伦春自治旗的人都说男人不能进“雅塔柱”,也就是不能接近产妇,丈夫把饭做好后需要装到桦皮桶里用木棍挑着递进产房。而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乡的莫宝凤老人却说“咱们这边可没有那样的,没听说过。”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加了各流域风俗的比较研究。

“由于鄂伦春族没有文字,自己的演唱又局限于村里和民族聚会上,许多作品没有得到及时记录和保留,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事已高记忆力下降而被逐渐遗忘,成为无法挽回的损失,感觉非常遗憾。“我盼望着有传承人,把这些东西都能传承下去。”老人家焦灼地说。

六、纠正过去研究成果中的偏差

以往的研究资料中有个别研究者由于未作深入探究或者想当然,出现了一些与实际不符的记载,比如有的研究资料中说因为怕触犯火神产房内不允许生火,就此问题笔者向林杰和格尔巴杰老人询问时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胡说八道,找死呢?大冬天不生火不冻死啦!”类似的研究偏差必须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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