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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思想对民间文艺的启示,雅俗并重研究出

来源:http://www.tessiz.com 作者: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陆 时间:2019-11-09 00:12

自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金石学、简帛学等纷纷发展为国际性显学,在学理层面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示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宏大画卷。

潘鲁生:饶宗颐思想对民间文艺的启示

时间:2017年08月30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潘鲁生

  饶宗颐学术思想对民间文艺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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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先生是20世纪以来中华学术文化的一座高峰,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海内外学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以目录学为纲、语言文字学为器,追根溯源、探幽阐微、广博会通,追索中华文明之源头、动因和内在精神,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精神全面系统的观照和阐释。由中国现当代百余年学术思潮观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仅就民间文艺研究而言,其学术层面的文化自觉意识,中西、古今、文史哲艺会通的学术视野,文化史、精神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饶宗颐先生的古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楚辞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源头及其嬗变的追索,体现了学人的文化自觉精神。

    深刻的文化自觉意识

  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文化原本“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浑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不断遭遇认同和改造问题。如何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明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真正使历史和传统成为文化延续下去的根与种子,形成深刻的文化自觉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饶宗颐先生的古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楚辞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源头及其嬗变的追索,体现了学人的文化自觉精神。在艺术史研究中,饶宗颐先生回应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总结中国考古学成果,以地下出土文物、出土文献、域外记载及甲骨文四重证据立论,将中国的原始绘画艺术追溯到石器时代,并通过对上古时期代表性的器物图案形式、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为后世的艺术形式、技巧、风格寻根。由此不仅形成了对中国艺术史源头的追溯,而且对中国早期艺术风格作了初步总结。研究者就此指出,“上古艺术史作为‘无名艺术史’,饶宗颐对其的追溯,揭示了中国绘画在其起源时期的一些基本面貌。风格探讨是饶宗颐上古艺术史研究的重点,但是这种风格探究,又是在不同文化地域以及相似文化区域内部进行文化比较的大视野背景下展开的,因此,风格追求的背后,饶宗颐实际是在考索一条民族艺术文化精神衍化的轨迹。”饶宗颐先生在研究中追本溯源,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发掘民族文化秉性,守护民族文化记忆,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使命精神。

  正如费孝通先生曾阐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当前,民间文艺研究与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自觉,在学术层面上追溯民间文艺的源流关系,研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演进动因,追寻族群永恒的“心灵图式”,实现共有的文化传承。这也需要建立更加宽广、深邃的学术视野。

    饶宗颐先生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观察和阐释,不仅充分运用各类古文献包括画史资料考证、还原中国古典艺术史原貌,而且汇集当代新思维、新方法,厘清中国艺术史研究命题,形成了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方法。

    包容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近现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我国学术研究不同程度上存在中西对立、古今隔阂的思考模式。在艺术研究领域,从学科建制到具体的方法论,多以西方学术体系作为参照,或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阐释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从自身历史语境出发做出系统的学术阐释极为必要。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相对于强调中国古典艺术向现代转换与流变之“断裂”的观念,饶宗颐先生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观察和阐释,不仅充分运用各类古文献包括画史资料考证、还原中国古典艺术史原貌,而且汇集当代新思维、新方法,厘清中国艺术史研究命题,形成了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在会通中西的意义上,饶宗颐先生的艺术史研究从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语境出发进行阐释,“在一种文化自我生成、嬗变的过程中阐释和理解艺术”,并以客观的学术态度考察文化的生成之初或嬗变过程中出现的异质文化影响,包括“在上古艺术史研究中,对于中、西亚文化影响下的艺术题材、风格的比较,在中古艺术史研究中,对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给予中国文艺的影响的考察,等等,都体现了这种学术旨趣与追求”,不同于单纯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艺术理论来规范和阐释中国传统艺术史的研究范式,而是建立了学贯中西的研究视野。此外,饶宗颐先生的研究中体现了文史哲艺的学科贯通,自述“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仅艺术史研究即“综合运用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楚辞学、比较文化学的新观点、新材料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外古籍和文化史演进,解决彼时绘画的题材、意义与功能,惟其如此他的研究比一般的专业美术史学者更能以大观小,触类旁通”。李学勤先生在《世纪之交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世纪交替之际,总结过去、启示未来,本是学术史发展的一条规律……20世纪的考古发现所引起的学术意义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讨论。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第二,考古学改变了有关中华古文明狭隘认识……第三,大量简帛佚辑的出现,证明中国学术史必须重写……由改写文明史、学术史到走出疑古时代……有字、没字的考古材料与书面文献综合研究,便成了饶宗颐先生所说的‘三重证据’。……因此,多学科相结合、从多角度入手,有利于揭示历史的本相。”

  民间文艺具有本然的生活属性,植根社会土壤,包含地区与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观念、知识技艺和乡土情感,而且从历史生成和发展演化的过程看具有本元文化特质。对民间文艺的研究需要会通的学术视野,把握其本元属性、历史遗存和流变,在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阐释其发生发展过程,全面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发挥的作用,以学科融通的视野把握所关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内涵,历史、客观、全面地建构中国民间文艺的学术体系。由此也需要以文化史、精神史的方法展开研究。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

    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饶宗颐先生曾言,“我们要避免使用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做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并指出,“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索,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所谓‘问题点’基本是给周遭的因缘网交织围绕着,必须像剥茧一般逐层加以解开,蕴藏在里面的核心才有呈现的机会”。因此饶宗颐先生广涉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及金石学、书画等诸多学科门类,而成有机的学术整体,具有强烈的历史整一性、连续性,贯穿着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探求。

  正如饶宗颐在上古绘画艺术起源的研究中,重点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器物图案形式、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把握器物图案的形式特征和对后世形式风格的影响。参照此前考古学家李济提出的古器物学研究主张,可进一步看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于民间工艺研究等的重要启示。李济提出,“器物的类型就好像生物的族群或种类一样,有它的生命史……就器物的全部来说,最方便的起点是以形制为主体研究的对象,而文饰、用途以及其他的方面都附属在这一主体上”。“这种由文字向实物形制及其他方面的转向的研究理路改变了把古器物当作‘证经补史’的材料的金石学研究范式,避免‘古器物’化为‘古玩’,‘题跋’代替‘考订’,‘欣赏’掩蔽‘了解’”。这种文化史、精神史意义上对器物、工艺的深入研究,对我们当前进一步研究和梳理中国民间工艺造物文化启发在于,展开严谨全面的文化史研究,并深刻发掘内在精神,进一步寻找和阐释我们民间文艺演进发展的文化历程和精神动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饶宗颐先生作为学术大家,秉持中华优秀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博通古今,融贯中西,以深刻的文化自觉、会通的学术视野、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不懈追寻,在文史哲艺等广博的领域形成了卓越的建树,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弘扬传统、开阔视野、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学术风范,对后学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饶宗颐先生重视民间文化研究,从治乡帮文献开始,就从地方历史文化出发做深入的学术研究,甚至延展成学术系统,他所倡导的“潮州学”研究不仅涵盖其论著所涉及的各研究领域,还包括民间信仰、民俗、戏剧、音乐、民间文学、方言以及潮人内地移民史、潮州商人的海外拓殖、潮瓷的出产及外销、潮州之南明史等,从而实现“地方史乃国史之一部分,潮州学实也为国学之一部分”。饶宗颐先生对民间信仰有深入研究,在《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等论文中,通过出土文物、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考证等论述了我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一系列基本范畴、现象和思想渊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发人深思。在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中,饶宗颐先生也就民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据和论证,如在甲骨骨版研究中,对镌刻着以弓矢射糜于京室图,分析指出“可以窥见古时田猎献禽的遗俗”。民间文艺是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溯本求源,以古今、中西以及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视野全面认识,以文化史、精神史的方法深入探究,高扬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弘扬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研究学术方法,坚定文化自信,践行学术使命,有助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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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雅俗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出版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实

来源:《光明日报》2017-08-13 杜羽 罗容海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数千年来,中华典籍文献世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据《春秋左传》记载,在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家庙的鼎上,铸刻着这样一段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这段古朴的文辞进行了通俗生动的解读,并借此告诫广大干部: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此,这段原本沉睡于故纸堆中的铭文重焕新生,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不久前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就将这个故事收录其中。

像讲述正考父的故事这样,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各类文章、讲话中引经据典,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准、详尽、系统的阐释,而且率先垂范,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出版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论述,潜心钻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切磋琢磨,发愤著述,通过展览展示、整理出版、典籍数字化等各种方式,梳理传统文化典籍,阐发中华文化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不断增强。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山东大学校园西北隅,在一栋老式办公楼里有一间普通办公室,被学生们称为“校经处”。从2012年开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和他的学生一直在这里进行着汇校《十三经注疏》的工作。

“十三经”指的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十三部儒家经典,而《十三经注疏》则又加入了历代学者对这些经典的笺释、疏解、注音等内容。这部总量达万余页的大书,版本复杂,各版本间的文字千差万别,况且不少内容佶屈聱牙,生僻难懂,始终没有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当代整理本。学者们最常使用的,只能是近200年前清代嘉庆年间刊刻的版本。《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完成将为通行整理本的出版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如今,社会文化的大环境日新月异,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的小环境也可谓前所未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00多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实现数字化回归,“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1.7万部善本古籍的影像,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同样在陆续发布珍贵古籍数字资源……面对众多过去难得一见的唐前写本、宋刻元椠,当代古籍整理迈越前贤,远景可期。

有了充足的文献准备,越来越多的学者下苦功夫、啃硬骨头,不断推出代表当代学术水准、体现时代特点的古籍整理作品。

对“诗圣”杜甫作品的整理,在清代一度达到鼎盛。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等名著的出现,使得此后200余年,再也没有学者对杜甫作品进行全面整理。2014年,洋洋近700万言的集体项目《杜甫全集校注》和清华大学教授谢思炜独撰的《杜甫集校注》接踵而至,或文献丰备、注释周详,或博采约取、自出机杼,都展现了当代古籍整理的新貌。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整理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不仅确立了现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而且成为文史学者必备的基本文献。几十年之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读者使用需求的变化,原点校本的种种缺憾逐渐显露。从2013年开始,点校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的修订本先后问世,一套“新定本”呼之欲出。

五年来,凤凰出版社的《文选旧注辑存》、中华书局的《酉阳杂俎校笺》等一部部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整理作品陆续出版;中华书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西书局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前沿,“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海外古籍总目》等海外中文古籍回归项目在世界各地有序展开;地方文献整理突飞猛进,计划出版1000册的《新疆文库》汇集了新疆各民族经典力作、珍贵史籍,有500册规模的《浙江文丛》广泛发掘浙江历史

人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个立体、多元、多层级的中华典籍文献体系雏形初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深厚的典籍文献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础。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令人耳目一新。这一年的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他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著名哲学史家牟钟鉴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之后,他和好友张岂之、余敦康、张立文、王志民在一起学习讨论时的那份欣慰。他对四位同道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是空前的,有新的高度,有更深的层次,特别是‘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重要的智慧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我们不仅不应自卑,而且还要感到自豪。”

犹如风势之起,枢机之发,“四个讲清楚”提出之后,围绕如何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特性、本质、意蕴、优势,学术界迎来了持续不断的中华文化研究热潮。

2014年,经学史家、湖南大学教授姜广辉出版《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就中华元典的价值和意义展开深入讨论。2015年,哲学史家、清华大学教授陈来出版《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讨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专著,以学术著作成为畅销书,在中国出版集团评出的“中版好书2015年度榜”中排名榜首。2016年至今,楼宇烈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牟钟鉴的《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张岂之的《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先后问世,几位耄耋老人,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多年思考向大众作了一次漂亮的“讲清楚”。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高声呼吁:“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调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

典籍文献的全面整理出版,推动着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经学摆脱过去的保守成见,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中经学占据大部,此外《公羊学发展史》《周易今古文考证》《中国经学研究的新视野》等一批优秀著作相继问世,新经学研究方兴未艾。史学研究渐成显学成果纷呈,除了传统史学研究外,随着以清华简、马王堆、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相关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领衔编写的五卷本的《中国通史》和一百集的同名纪录片交相辉映,实现了历史学术研究和当代传播方式的完美结合。诸子学研究的繁荣从《子藏》编撰的高速推进中可见一斑。继2014年推出第二批以后,《子藏》今年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批200多册,预计全部编成将达1300多册,超过《四库全书》的总量,此外《老子集成》《庄子学史》等成果也堪称重磅。而在集部研究中,《中国散文通史》《中国诗歌通史》等皇皇巨著与《王安石全集》《杜甫全集校注》精品等相伴而来。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法论的鼓舞,传统学派流派传承创新,老树新枝,生机勃发。牟钟鉴《新仁学构想》、陈来《仁学本体论》树起了仁学的大旗;束景南的《阳明佚文辑考编年》、耿宁的《人生第一等事》夯实了“阳明学”复兴的基础。此外,新理学、新心学、新实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等儒学分支也异常活跃。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关于“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的指示,更是给梵文、甲骨学、简帛学、因明学、西夏文、八思巴字、纳西东巴文等传统冷门学术传承带来了无限希望。

中国学人的傲人成绩赢得了世界尊重。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大学成功召开;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对中国学术贡献的高度肯定。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待,正在学术界同人的智慧和汗水中一一实现。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2014年9月,位于北京海淀的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度揭开面纱。从殷商甲骨到敦煌遗书,从宋元善本到明清舆图,一幅绵延3000多年的中华典籍画卷徐徐展开:百家争鸣言犹在耳,丝路驼铃仍存余响,唐诗宋词浅吟低唱,近代志士仁人奋起怒吼……徜徉在这座全国首家典籍博物馆,人们重拾民族的历史记忆,怡养性情,砥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典籍文献记载着中华民族过往的辉煌,铭刻着先民的创造,延续着民族精神的血脉,不仅要庋藏在庙堂之上、书库之中,更要让它们走近每个普通人,使其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融入人们的精神基因,转化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

2013年,“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陆续出版。在这套丛书中,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跃进等学者用通俗的文字讲述中华典籍历经聚散离合的辉煌与灾厄、欢欣与痛楚,让人们了解典籍、亲近典籍,领略典籍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2016年4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领衔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启动编纂。这套丛书从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中精选《诗经》《论语》《史记》等100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书目,深入浅出地进行解读,熔古铸今,激活经典。

传统文化中的德治资源正在被转化激活。2015年8月,知名学者李存山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纲,编写出版《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书用朗朗上口的“三字经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做了精妙的表达。2017年2月,由中国方正出版社策划的《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出版,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担纲主编,丛书历时三年,九易其稿,不仅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作了源流梳理,还通过讲故事体现了时代内涵。

在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指示的直接推动下,家风、家教、家规研究和普及蔚为大观。2016年1月,大象出版社推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梓主编的十册“名人家风”丛书,系统梳理曾国藩、颜之推、秦观、张英、严复、钱基博等历史名人的治家理念、家规家训,并进行时代解读。2017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组织专家编写的《中国家规》出版,全书选取50篇家规,二月河、冯骥才、王立群、唐浩明、卜宪群等知名学者逐篇作了精彩点评。

近五年来,在学术界、出版界的共同推动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思想文化资源为切入点,越来越多的文化经典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1400年前的《隋书·经籍志》曾这样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1400年之后的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引领重振之下,中华典籍的独特魅力愈加突显,而我们保护经典、传承经典、弘扬经典的能力愈加强大。

编辑:华山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中强调,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出土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在补经证史、探本溯源、辨章学术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对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解析中华文化的精神与特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历代学人遵循学术道统,对出土文献进行孜孜不倦的学术探求,并经过两千余年的积淀、传承与创新,取得蔚为壮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学术活动即出土文献的“雅”研究,换言之,即从学术到学术的研究道路,滚动式、递进式地推动学术研究的进程。

一片甲骨惊天下。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甲骨文印证了中华民族一路前进的光辉足迹。

出土文献“雅”研究是阐释、传承、创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是学术繁荣的必然之路。如果说对出土文献进行的专业性“雅”研究属于学人对传统的一种“学术自觉”,那么,学院派研究者同时须将从“学术自觉”走向“文化自觉”作为研究追求的另一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把传世文献研究的内容、精义转换为一种普及型成果,将“阳春白雪”式的研究成果转换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通俗型成果,“交付”给其他领域的社会大众自觉、准确、熟练地把握与运用,从而实现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理解、应用、传播的“整体推进”。唯有如此,出土文献研究的“学术自觉”才能真正全面发挥它助推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价值。这一“交付”过程,就是出土文献的“俗”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俗”指的并不是以哗众取宠为目的的“庸俗”、“低俗”或“媚俗”,而是以服务公众现实需要为旨趣的“通俗”。

30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学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用智慧、汗水和家国情怀破译了神秘甲骨文中的“文明密码”,让汉字散发出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民族向心力,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今天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坚硬磐石。

满足大众需求

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弘扬甲骨文等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我们既要继承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上下求索,朝夕不倦,又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推动研究实现新突破,推进活化利用,让绝学不“绝”,冷门不“冷”,不断挖掘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

加大出土文献“俗”研究力度,通过全面汲取出土文献学术营养丰富中华传统文化,这不仅是社会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也是出土文献研究者应该自我担当的社会职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甲骨文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我们既要坚定文化自信,又要睁眼看世界,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不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出土文献的“俗”研究,是满足社会大众分享学术研究等文化成果的现实需要。出土文献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与溯源意义重大,但出土文献研究中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学术研究与大众需求一定程度上存在相悖的现象,社会大众对出土文献具有强烈的探究与了解欲望,如对内化传统文化内核并承载传统文化思想的中国文字,尤其是隶书以前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竹书文字等古文字;对出土文献新补充的儒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等等。出土文献“雅”研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是一种雾里看花、可望而不可及的成果,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出土文献研究由“雅”到“俗”的“交付”过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大众对出土文献的文化渴求,从源头上限制了对传统文化了解与复兴的诉求。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从高深的学术殿堂走进百姓日常生活,这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加大出土文献“俗”研究力度是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客观要求。

甲骨跨越时空,凝结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基因。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无穷魅力和时代风采。

央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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